與憐憫》)，多有精辟的識見。
我與夏先生是學術之交，言不及它，此會唐先生撰有專文紀實，發于報端。
夏先生還誇我的英語“到底是燕大出身的，果然不同”。
我試問他：“我若請您到大陸去開紅學會，您去嗎?”他答曰：“你若請我，我就去。
”言外之意是别人請，那是沒門的。
這次到紐約，草草叙來，已如此冗長，誰知不久又第二次重訪。
記得那是紐約亞美協會的主事者蕭女士忽惠函來邀，說辦一個夏令年會，要我去講講《紅樓》的事。
我說剛回來不太久，不想再往了。
她不答應，一再懇洽，說一切費用全部由會方負擔，務必前來!我見如此懇切，不宜再辭了，就鼓興再行。
簡而言之，是到一個“島”上的“金氏學院”(本名King'sCollege，義為“國王學院”，南人讀“金”如King也)去聚會。
那兒十分熱鬧，有各種節目。
在美同胞見了我們都很親熱。
講時，有港校兩教授和台灣女作家李昂同台。
主題原是“環境保護與文學”。
三位講了輪我換題。
我演講的題目是“《紅樓夢》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我的“開場白”說《紅樓夢》也有環境污染——大家很驚奇。
我說：林黛玉葬花，不是就因為随水流出，園外就髒的臭的亂倒——花還是淪于不潔之地了嗎?這正是環境污染之證。
大家一下子把興趣提高了。
我講雪芹原本的真故事真價值，與程高僞續後四十回絕然不同。
香港教授在我按時限結束時起立說：我要講的有一點周先生已然講了，不必再述，我願讓出20分鐘，讓周先生續講。
誰知，20分鐘又講完了，台下聽入了“迷”，主席女士宣布：“離晚飯還有一小時，請周先生再續，如何?”聽衆熱烈鼓掌。
于是我一直講下去。
好像有大陸記者還報道了此事。
第二天，傅先生開着車來了，把我們接到他府上小住。
也是講紅學的事，聽者是他請來的台灣文界人士，男女多位。
而因此會，才又引起了把拙著新稿《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付台灣出版的拟議。
一位李莉女士為此尤為熱情出力。
在此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