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們到現在還有上議員，所有貴族議員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選。
彭定康先生怎麼到香港來忽然搞這麼一套。
你這篇文章的英文翻譯我也看過了。
”他指指《明報月刊》旁邊放的幾頁英文複印本，有幾行底下劃着紅線，相信是他新聞記者時表示同意的。
他問起一般香港人對于中英争議的看法。
我說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贊成彭督的方案，一般職工和青年學生則支持，目前雙方的人數大概差不多，也或許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數略多。
一般而論，普通香港市民對于争執的内容實在并不明白，大家隻希望中英談判合作，香港社會穩定繁榮，平衡過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劇的改變。
所以魯平主任在記者招待會中肯定宣告中國不會提早收回香港，所謂“另起爐竈”乃是完全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辦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
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觀點。
此後有30分鐘左右的時間談論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國的政治局勢。
我總的印象是，江澤民并沒有太激烈的主張和言辭，但對原則和外交立場十分堅持，表示沒有退讓半步的可能。
他說：“中國人是有脊梁的，決不會對外國人的無理壓力彎腰。
”他說：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談判，雙方當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讓步，以換取對方的讓步，由此達成協議。
但協議既然成立，就決不容許食言反悔，言而無信。
就算是面對有組織的西方國家強大壓力，我們也決不會屈服。
中國自解放以來，從來沒有不遵守國際公約、協議的紀錄。
中英聯合聲明我們必定嚴格遵守，基本法的規定要切實執行，和外國達成的諒解和協議必須照辦。
他說：“‘中國人是有脊梁的’這句話是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中說的。
他有民族氣節。
他是浙江人，你們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詩人陸遊也是浙江人。
他的詩詞我想有三個方面，‘紅酥手，黃滕酒’的《钗頭鳳》是愛情方面的；許多田園和抒情詩詞是沖淡灑脫方面的；後世人最重視的是他的愛國詩，尤其‘死去原知萬事空’那一首，幾乎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不知道、不贊賞的。
”
他說：“我是學電機工程的，丁關根同志也是學科技的，我們都是上海交大畢業。
我不搞文藝，但喜歡文藝，關根同志也是。
”
此後他和我談了一串中外文藝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國一部電影的錄像帶來看，是根據托爾斯泰的小說《複活》拍攝的，他說這表現了舊俄時代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
托爾斯泰的另一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他說，那可說是俄國《紅樓夢》，通過家庭生活來反映封建社會對人性的束縛。
莎士比亞的戲劇TimonofAthens，他覺得劇中主角狄蒙斥罵雅典人崇拜金錢、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
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亞這部比較次要的劇作，當是其中含有強烈的政治内容，以及當時雅典人“一切向錢看”的心态淹沒了高尚的情操，這種危險的精神狀态值得注意。
他關于魯迅所說“中國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後查閱魯迅《且介亭雜文》，這句話出于《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作于1934年9月。
該文的最後三段是：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人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将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确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于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
說中國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以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騙，欲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
七談到香港、西藏
後來又談到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他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保證是一定要實現的。
關于内地和香港人的關系，我曾說過一句‘河水不犯井水’。
香港就有人說，我隻說‘河水不犯井水’，沒有說‘井水不犯河水’，意思是井水可以犯河水。
其實我們中國人有許許多多歇後語，兩句話說了前一句，就包括了後一句，用不着全部說完這麼羅嗦。
我說‘河水不犯井水’，就包括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含義。
查先生你的小說中不是有很多歇後語麼？這是中國語文的一種特色。
”
“努力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是我們的長期國策，那是決不會改變的。
”
他說：“我到過香港三次。
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那時我是電子工業部部長，出國訪問，經過香港。
新鴻基的馮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參觀股票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魚缸’的。
那次住在新華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風景好得很。
香港的經濟發展很有成績，我一直很注意。
”
“香港人大都要求穩定繁榮，凡是支持香港穩定繁榮的，得到香港人擁護，破壞穩定繁榮的，香港人就反對。
其實香港要穩定繁榮，中國何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