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陳一弘和前妻馮菲以及馮菲的好朋友沈琳認識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們在省城一所綜合大學念書。
那時他們都是第一批帶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組直接領導的紅衛兵。
三個人都在校文革宣傳組，陳一弘是四年級學生，馮菲、沈琳二年級，他自然地成了她們的小頭目。
當然，他的手下不隻她們二人，還有一些男生和女生。
但從那時起結下不解之緣乃至後來在人生旅途中命運休戚相關的卻隻有他們三人。
當時他們可謂天之驕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打“反動權威”，橫沖直闖，如入無人之境。
一貫的三好學生如陳一弘們，在“捍衛”的口号下也激動得失去了理智，卻自認為在執行着神聖的職責。
誰知好景不長，在短短的一兩個月内事情便起了根本的變化，他們從天之驕子一變而成了“保皇黨”、“禦林軍”，成了在五十六天裡“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群衆……”的幫兇。
他們灰溜溜地靠邊站了，苦悶、彷徨、不知所之。
這樣的時間也不長，全國轟轟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聯”給了他們以新的“生機”。
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處。
你能串聯我又為何不能串聯？一旦出了省城，誰來管你的身份是“革”還是“保”。
于是他們七個人五男二女相約組成一個戰鬥隊，名曰“衛紅戰鬥隊”，公推陳一弘為隊長。
陳一弘是學生中的共産黨員，被他們這些雖然造反了卻依舊傳統觀念很濃的大學生推為政治領袖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他們一行七人雖不能稱為浩浩蕩蕩，卻也整整齊齊，夾在大串聯的千軍萬馬之中，乘火車換汽車外加适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們的口号是：“打到北京去，敬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令人也令他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當時一些最為流行的口号，例如：“徹底摧毀黨内資産階級司令部”、“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等等，他們隻在公衆場合跟着别人喊，卻并未成為他們戰鬥隊的行動口号。
是他們覺得偉大領袖毛主席并沒有危險，不需要他們去保衛？是他們覺得黨内實際上并不存在一個資産階級司令部故而不需要去摧毀？不知道！也許他們并沒有這麼高明，而隻是一種感情取向上的下意識行動也未可知。
在陳一弘的“堅強有力”的領導下，他們這支小小的隊伍最初是很嚴謹的。
語錄随身帶，早請示晚彙報，飯前飯後念幾條。
長途乘車，短途步行，不拿群衆一針一線等等。
雖然有的人特别是那幾個男生感到太嚴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開反抗隻在暗地裡發幾句牢騷。
兩個女生馮菲和沈琳卻是陳一弘的堅定維護者，陳一弘的任何一個指令她們都堅決執行，幾乎等于半個最高指示。
特别是馮菲，塊頭大，活潑大方，稍有越軌者她也會毫不客氣地訓人。
除陳一弘之外的幾個男學生便給了她一個不雅的外号：“大洋馬”，并互相打趣：“僅防被馬踢喲！”沈琳卻恰好相反，她個頭不高，身材勻稱，皮膚白哲，圓圓的臉，明目皓齒，性格溫和，在那個小小的集體裡是頗受衆人青睐、備受衆人照顧的一員。
不嚴謹的事也終于發生了，當陳一弘領導的這支七人隊伍到達武漢時，他們每個人都已身不名文，糧票也隻剩下幾兩了。
這樣的事在當時是不難解決的，否則就不會維持那浩浩蕩蕩的大串聯局面了。
問題出在他們沒有經驗，除了七幅紅袖套和一面紅旗什麼證件也沒有。
遍布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接待站是專門為這些大串聯的紅衛兵們借錢借糧和安排食宿的。
而且服務周到，組織嚴密，審批和借錢借糧全在一間屋子裡解決問題，這樣的工作效率任何時候都令人羨慕，可惜，也許隻有在那樣的特殊曆史條件下，特殊的政治氣氛之中，“吃皇糧”的人們才會如此不拖拉地“為人民服務”的，借糧借錢的紅衛兵們隻需呈上證件，寫明要借的糧錢數，審批者随便瞄瞄大筆一揮，就可以到另外一張桌子領錢、領糧票。
需要呈交的是什麼證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許是什麼單位發的串聯證或者學生證一類吧？總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學校的證明，以便接待者們向組織上交賬，如此而已。
然而，陳一弘他們什麼證件也沒有。
沒有也得硬着頭皮去闖，他們七個人就這樣整整齊齊硬着頭皮來到接待站。
自然是領導者陳一弘出面，填好借據呈上。
審批者是個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糧的機關幹部。
他态度和氣、面挂笑容。
順便說一句，這是當時機關幹部對紅衛兵們的通常禮貌，當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極少數。
當下那位審批者接過陳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糧單，問道：
“證件？”
“什麼證件？”
審批者将需要驗明的證件名稱說了，依然笑容可掬。
陳一弘卻傻了眼，愣了一下隻好照實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