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再次來到楊家，帶來的卻是噩耗。
走到楊家小院門口的時候，他後悔了，也許他不該來。
他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可是他的表情已經把不幸的消息帶給了楊家。
楊建清母親的反應就像電影電視裡經常看到的那樣，當場就昏死了過去。
幸虧楊光提前想到了，他的身後，還跟着附近一家診所的醫生和護士。
大家七手八腳把老太太擡上床，打上了吊針……楊鐘的反應出人預料，他雙手顫抖着，試圖點上一支煙，但一直沒點着，一個人進屋去了。
柳明則神情怪怪地看着楊光，好像他是一個專門傳遞壞消息的災星，這是極度的痛苦導緻的心理瞬間變異。
楊光說：“柳明，我一定查清真相……”
柳明激動地抓住了楊光的手：“為了我們的孩子……求你了！”
“孩子？”
柳明點點頭：“我懷懷孕了。
”
下午回到局裡，楊光看見楊建清的出租車已被開到了支隊大院。
在車旁站了一會兒，他看到了車窗前挂着的那個紅色的中國結。
他伸手想摸一摸，卻發現隔着玻璃無法觸摸到它。
悲劇總得有人面對，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他點了一支煙，忽然想到去看看楊建清的遺物。
他來到了技術室，負責保管遺物的民警小趙讓曲歌給他端出了一個托盤，裡面有楊建清的一串房門鑰匙、一隻挂着飾物的出租車鑰匙、一個錢包、一個傳呼機、一個通訊錄。
小趙說，這些都是從死者随身攜帶的物品。
楊光若有所思地拿起鑰匙看了看，又打開了錢包，裡面有１００元面值的現金３張和５０元、１０元不等的零錢，一張身份證等。
他掏出身份證看的時候，一張照片飄落了出來，是柳明的兩寸小照。
那時的柳明比現在還年輕。
他翻了一下通訊錄，通訊錄的夾層裡有十幾張名片，其中竟有一張是《清州廣播電視報》記者張明哲的。
他給小趙打了一個收條，把遺物帶走了。
楊光直接來到了陸隊的辦公室，說：“我把楊建清的遺物拿過來了。
”
陸海洋注視着他的情緒，說：“下午勘查組彙報，沒提到遺物，應該沒什麼有價值的線索。
現在他們正在分頭詢問，看會不會有所突破。
如果沒有，明天就根據他們的供述從外圍開始全面調查。
”
“有一個情況，也許是一個巧合。
楊建清的通訊錄夾層裡有一張張明哲的名片――就是那個報案人。
”
“張明哲？你是說他與受害人認識？”陸海洋問。
“應該是這樣，但他為什麼不承認呢？”
“他剛走，來采訪這個案子。
不過他沒有提到這件事啊。
你有什麼想法？”
楊光看着張明哲的名片說：“不能确定，但我總覺得事情有别的什麼原因，所以想找找看。
”
“既然要找，就開闊思路，不放過任何線索。
通知家屬了嗎？”
楊光點了點頭。
“你的情況好像不太好？”
“是有點不太好，心情挺複雜的。
”
陸海洋看着他：“那就調整情緒，投入工作吧。
”
告辭出來，楊光按照名片上的電話号碼，很容易打通了張明哲的手機，說想了解一些情況。
張明哲正在家裡寫稿子，總編已經同意趕明天出版的《清州廣播電視報》社會版發出。
因為是周報，一耽誤就是一個星期，他必須抓緊時間。
作為本報記者，他根本沒有考慮趕不上自己的報紙就給别的新聞媒體，因此他有些猶豫，但又想到說不定自己還能通過這個警察再了解到一些什麼情況，就同意他到家裡來談，并告訴了他家的地址。
楊光一聽是郊區楊店，便想到了他可能是那種招聘到報社的記者。
對于楊光這種出生在城市，又大學畢業正式參加工作各種權利和福利都有保障的人來說，招聘隻是一個朦胧的概念，一種多少點有悲壯色彩而又陌生的人生狀态。
聯想到他在桑田塬看到他們夫妻提着提包雙雙返城的情景，竟使人有一種莫名的羨慕。
開車來到楊店，他順着門牌号找到了張明哲居住的那個院子。
進院問住在一樓的房東：“請問，你這兒是不是住了一個記者？”
房東說：“你找哪個記者？有報社的，還有電視台的。
”
楊光笑了：“你這院成記者之家了。
我找《清州廣播電視報》的張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