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
”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
直到崇祯三年（1630），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升任福建壽甯知縣。
四年以後回到家鄉。
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親曆了女真的蹂躏而郁郁去世。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世治國之志，但他不願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厮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難以容忍。
因而，他隻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糊口，或為書賈編輯養家。
也正因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國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這一點，我們至今研究、認識得還很不夠，如果沒有他的辛勤勞作和超出同時代人眼光百倍的見識，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盡的宋元話本以及在民間流傳的歌謠、笑話、戲曲，都将自生自滅，使文學史上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
馮夢龍的這些工作成就，實可與孔子删定《詩經》的意義并肩媲美！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
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曆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拟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
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的特色。
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
《智囊》、《古今談概》、《情史》三部書，可謂馮夢龍在“三言”之外的又一個“三部曲”系列的小說類書。
《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談概》之旨在“療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達了馮夢龍對世事的關心。
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會政治特色和實用價值的故事集。
他在《智囊叙》中說：
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為行屍。
智用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