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态度強硬。
及至登萊總兵陳洪範出師阻風，清朝又大破其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頗為徹底。
太宗先虜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屬多人；和約既成，仍留朝鮮兩王子為質子。
至于征朝鮮得濟，則由于孔有德之降清，為袁崇煥操切從事殺毛文龍的後遺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為清朝所封的四異姓王。
順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為桂王部将李定國所殺，嗣絕、爵除，是故康熙年間，止稱"三藩"。
孔、耿皆為毛文龍部下。
袁崇煥殺毛文龍，以陳繼盛代領部衆，孔有德認為不足與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東，為登州巡撫孫元化用為參将。
大淩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騎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紀律無法維持，而孔有德猶以軍法從事，軍心更為不穩。
行至德州以北的吳橋，為部下劫持，終于造反，于是回軍自西而東，一路大肆擄掠，王師變成土匪。
到得登州，約耿仲明為内應，破城得三千餘人，都是他的遼東同鄉。
登州對岸的旅順，以及旅順口外的廣陸島，駐有副将兩員，亦舉兵反明，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的兩支叛軍合流，聲勢甚壯，孔有德自稱"都元帥"，登壇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為"總兵"，四出攻掠。
明朝調動保定、天津、昌平三鎮兵會剿，曆時一年，勞而無功。
因此，兵部定以遼制遼之策，将祖大壽在甯遠的部隊調進關，以祖大壽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吳襄兩總兵率領，包圍登州。
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決定投清，一面派人聯絡，一面調集戰艦突圍，過旅順口為總兵黃龍所襲，至鴨綠江又為朝鮮兵所攻。
與孔、耿同時起事者共六人：四"總兵"，一"副帥"、一"副将"為父子，亦為創議造反之人，經此三番接擊，不是陣亡，就是被擒。
其中是否有借刀殺人的情事不可知，不過隻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達成了投清的目的，說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傳》中，由乾隆定名的《貳臣傳》，以為清效命、被難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當其天聰七年投清時，本傳記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諸貝勒總兵駐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攜人衆辎重來歸，給田宅于遼陽。
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諸貝勒出德盛門十裡，至渾河岸行抱見禮，親酌金卮勞之，賜敕印，授都元帥。
尋随貝勒嶽托征明旅順，破其城，黃龍自刎死，有德收遼人數百自屬。
及還，有德墜馬傷手留遼陽，诏慰之曰："都元帥遠道從戎，良亦勞苦，行間一切事宜，實獲朕心，至于贊襄招撫，尤大有裨益。
不謂勞頓之身，又遭銜蹶之失，适聞痊可，大慰朕懷。
"
按：上引孔傳，有兩點需要解釋：第一，大淩河有警，何以須隔海的登州巡撫自陸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奪圍出海，向鴨綠江西岸的清軍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東北即可，何以北駛經旅順口，緻為黃龍所邀擊？
要研究這個問題，首須了解，遼東在明朝，西起山海關，東至鴨綠江與朝鮮交界，在疆域上都屬于山東。
入清以後，習慣上遼東改稱關東，山東大漢自芝罘渡海北上入遼，稱為"下關東"；用一"下"字，即有關東仍隸山東之意。
所以然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七"山東，遼東都指揮使，金州衛"下說得好：
衛(金州衛)控臨海島，限隔中外……舊置運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鐵山旅順口，通計五百五十裡，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裡。
海中島嶼相望，皆可灣船避風。
運道由此而達，可直抵遼陽沈嶺，以迄開元城西之老米灣。
河東十四衛，俱可無不給之虞。
自正德以後，舊制浸廢；嘉靖中雖嘗舉行，而議者旋以奸民伏匿為言，複罷。
夫創法之初，以遼隸山東者，正以旅順海口，片帆可達登萊耳。
乃修舉無術，坐視遼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
這是痛惜海運之廢。
當初的運道，自江蘇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順，總計一千一百裡。
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南北對峙，中間以一連串的大小島嶼，如鍊之聯，并以區分為黃海與渤海。
所謂"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鍊"之西的渤海為内海，而之東的黃海為外海。
是故外艦一入渤海，即成内犯。
清末李鴻章經營旅順港，在國防的觀點上，絕對正确，無奈亦是"修舉無術"。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個問題，大淩河失守，則金州衛不保，旅順落入敵手，直接威脅"片帆可達"的登州，所以孫元化不但在行政區分上有赴援的義務，在守土責任上亦有預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個問題，亦可從"島嶼相望，皆可灣船避風"一語中去體會；大海茫茫，不循運道，自取航向，不說當時船舶設備之簡陋，就是現代的戰艦，亦不能貿然從事。
自旅順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裡。
此海州為遼東都指揮使司屬下二十五衛之一的海州衛，即今遼甯海城。
《讀史方輿紀要》記海州衛所屬"梁房口關"雲："衛西南七十裡，又東南九十裡，即蓋州也。
海運之舟由旅順口達者，于此入于遼河。
"然則為今之營口無疑。
又記遼河雲："在衛西南五十五裡，自遼陽界流入，又南注于海，謂之三岔河。
"是則三岔河即自遼陽入海的最後一段遼河。
凡大川，上下遊異名者，無足為奇；遼水自塞外迤逦南來，經鐵嶺、沈陽而至遼陽西南牛家莊驿(今牛莊)附近，納太子河、渾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為三岔河得名的由來。
運道由此而達，可直抵遼陽沈嶺，以迄開元城西之老米灣，河東十四衛，俱可無不給之虞。
沈嶺指撫順關口的薄刀山而言。
開元即開源。
河東者，遼河以東之謂。
遼東二十五衛，十一衛在遼河以西，即廣甯及中左右共四衛，又前後中左右五屯衛，加義州、甯遠兩衛；十四衛在河東，即定遼前後中左右五衛，加東甯、海州、蓋州、複州、金州、沈陽、鐵嶺、安東、三萬等九衛。
定遼五衛及東甯衛，均在遼陽附近，大緻南滿鐵路自開源(安東衛)以下兩側之地皆是。
當時精華所在，則為金、複、海、蓋四衛，"并稱沃饒，為之根本"。
至于"三萬衛"，顧祖禹贊之謂"居全遼之上遊，為東陲之險塞"，又記其四至謂"南至鐵嶺衛百二十裡"，又謂安東衛在"三萬衛治西南"，安東衛治開源，是則三萬衛應在開源東北，而南距鐵嶺百二十裡，夷考其地，應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鄭家屯，今為遼源，應為三萬衛治北界，亦為遼東都指揮使司轄地北境之限，因為東北即科爾沁左翼中旗，在當時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遼河以西十一衛軍食，除屯墾自給以外，不足之數可由關内補給，或由海道運糧至覺華島屯儲。
遼河以東十四衛，則以遼河兩岸泥淖三百餘裡，稱為"遼澤"，水勢漲落不定，大規模的船運極其困難，隋炀帝、唐太宗伐高麗，皆搭浮橋或以車為橋梁。
因此河東乏食，難望河西接濟。
明朝嘉靖三十七年，遼東大水，遼督王忬(王世貞之父)請開海禁，以蘇遼困；四十年，山東巡撫朱衡以海禁一開，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請複禁。
此所以顧祖禹有"修舉無術，坐視遼左之匮乏而莫之恤"之歎。
如河東十四衛得因足食而不撤，則建州三衛，豈得猖狂？此亦清興明衰之一大關鍵。
現在回頭再談孔有德。
他與耿仲明降清為天聰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見太宗，已見前引孔傳。
就在這個月，太宗遍谘大臣，征明、朝鮮、察哈爾，何者當先?何以早不問，遲不問，問在此時？即因從孔有德處獲得兩大助力，太宗始有決定戰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根本談不到征朝鮮。
這兩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騎射稱雄，并無水師。
天聰元年阿敏與嶽托、濟爾哈朗征朝鮮，其王李倧請和，阿敏不肯，而嶽托與濟爾哈朗密議，以和為宜，阿敏終被說服，原因即在清軍無戰艦，亦不習水師。
如皮島明軍與朝鮮水陸夾擊，斷其歸路，清軍豈能幸免？現在有孔有德帶來的戰艦，情況就不同了。
因此，孔有德一軍，旗幟雖以白鑲皂，為鑲白旗漢軍，而号為"天佑軍"，明白表示天助其成之感。
另一助力是由孔有德而獲知旅順的虛實。
在此以前，清軍最多隻攻到牛莊，不敢再深入。
因此，孔有德降清奉召赴盛京後，未幾即随嶽托征旅順，大獲全勝，因而導緻尚可喜來降，《清史列傳》本傳：
尚可喜，遼東人，父學禮，明東江遊擊，戰殁于樓子山。
崇祯初，可喜為廣鹿島副将，值皮島兵亂，總兵黃龍不能制，可喜率兵入皮島斬亂者，龍鎮島如故。
及龍以旅順之戰死，沈世魁代，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搆可喜，誣以罪。
世魁檄可喜赴皮島。
舟發廣鹿，風大作，不克進；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偵得其情，歎曰："吾家世捐軀報國，媢嫉者反欲擠之死地耶？"遂還據廣鹿，遣部校盧可用、金玉魁赴我朝納款，時天聰七年十二月也。
上遣使赍貂皮赉之。
八年正月，可喜舉兵略定長山、石城二邑，擒明副将二，合衆數千戶，攜軍器辎重，航海來歸；命安楫于海城，贍給糗糧牲畜，并以我兵征旅順時所獲可喜親黨二十七人與之。
四月诏至盛京，賜敕印，授總兵，軍營纛旗以皂鑲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