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Ω-12

的，蓄着胡須，他穿着暗綠色的軍裝，軍裝的領子很緊，衣服上還有鑲綴。

     “為什麼？”這個人指着我的護照問，他看我的護照就像在看一個可憎的東西。

     我想起了一些俄語單詞：冰，水。

    他們兩個人讓我想到了芭蕾舞。

    “兄弟，”我說，“這是因為很多冰造成的。

    ”我做着像在擦桌子一樣的手勢，然後我指了指遠處地面上的那輛非常現代的飛機，我又模仿了飛機的咔嚓聲。

    慶幸的是，我居然能模仿出聽起來像一個結冰的池塘裂開的聲音，并且我用手握着自己的腳。

    “水，很多的水——很多的水，很多的水不是可以讓護照變成這樣嗎？”為了讓他們理解，我做出了劃水的動作，我真是一個笨拙的遊泳者啊。

     “非常冷。

    ”第一個警衛說。

     “非常冷，是的。

    冰是很冷的，很冷。

    ” 他們點了點頭，裡裡外外地翻看着護照。

    然後又認真地看了看我的簽證，簽證上面有他們需要的标志。

    他們吃力地大聲叫出我的名字：“威廉·霍爾丁·利比？”從他們嘴裡說出來時，我聽到的是：“哈爾丁·布勒。

    ” “是的，”我說，“就是這個名字。

    ” 他們在黑名單裡查了查，發現“利比”這個名字并不在其中，于是他們相互看了看，隻能相對歎息了。

    一方面，他們不是啞巴，他們能夠感覺到什麼東西弄錯了。

    另一方面，為了放心，他們讓我回答了更多的問題，還讓我填寫了好幾張表格，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失落的夜晚吧。

    他們下班後可能還有另外的計劃，但是現在那個棕色頭發的警衛還在為我的護照蓋章，他給我一個孩子般的笑容。

    “放行，”他盡力用一種意大利法語的口音說，“放行！” 在接下來的進站過程中我仔細觀察了謝列梅捷沃機場，這個混凝土機場是為一九八〇年的奧運會修建的，懸挂着一條大大的紅色标語：歡迎來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這些标語的背景牆卻是灰色的。

    我的行李安全通過安檢，我寫的書的第一部分的微縮膠卷沒有被發現，我把它放在行李箱的秘密隔層裡——這個行李箱是為機密文件安全通過常規檢查而設計的。

    我通過了最後一道門，看到了用多國語言寫的指示牌，告訴人們如何找到蘇聯國際旅行社的導遊。

    在我還沒去找導遊之前，就有一個出租車司機向我走來，他是一個紐約風格的出租車司機，大聲地近乎咆哮地告訴我托馬斯·沃爾夫的格言：世界上從事相同職業的人都是差不多的。

    我告訴他我要去都市酒店，他收了我二十美元，這個酒店是紐約的旅行社為我訂的。

    我多幸運啊，都市酒店可以說和原來的國民酒店一樣很難預訂。

    “我可以安排你住新的國民酒店，”旅行社的負責人曾經和我說過，“但是你不想住在那裡的，因為那裡住的全部都是團隊。

    ” “是的，”我說，“我不想住在一個全是團隊住的地方。

    ”從這裡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我的一些非常明顯的特點？當然，我很少去旅行社，去了也隻是付現金，詢問一下我的簽證什麼時候下來（我覺得有些旅行社是有政府關系的，可以很快就辦好簽證）。

    最後證明，他們确實是有關系的，果然在一個星期内就辦好了我的簽證，因此我給他們付了小費。

    盡管這麼快的速度可能意味着他們把我的名字放到了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名單上，而這個名單是專門記錄那些倒人胃口的、特殊個人旅遊者的。

    現在，在我上出租車之前，出租車司機就以一種做黑市交易的口吻告訴我，他想買我手中的美元。

    他給的利率是每三盧布換一美元，這個利率比在銀行兌換還劃得來。

     這可能是一個陷阱，我不喜歡他，當然我更不信任他。

    蘇聯當局可以把我抓進監獄，就因為我在黑市買賣貨币。

     但這個司機确實在努力吸引着我的眼球，以至于我想看窗外都不行，我并沒有根據他的行為形成對俄國人的第一印象。

    在一個國家的主幹線上旅行，就像在隧道裡行走一樣，車上的嘈雜聲——我坐的是一種蘇聯特有的小型廉價出租車——給我留下的印象比蘇聯的風景還要深刻，司機的聲音在我的耳朵裡一直回蕩着：“好吧，你告訴我，嘿，你帶了多少美元在身上？” 我們一路經過了一望無際的白雪覆蓋的地方，有些地方的雪很幹淨，有些地方的雪很髒，還有一些地方的雪已經融化了。

    在這些雪融化了的地方，泥土是那麼肥沃，在陽光的照射下充滿了生機。

    一部分的莫斯科開始顯露出來，在路邊可以看到造型時尚的小屋，這些小屋都是一排排的，門很大，像張大的嘴巴，一些小屋的油漆層開始脫落了。

    緊接着映入眼簾的是高高的栅欄圍起來的住宅區，整個住宅區都被不太幹淨的雪掩蓋着，看起來就像受潮的石膏塗料，正一個勁兒往下掉。

    在人們還沒來得及用泥鏟粉刷高牆的時候，給人的感覺是：這裡是一個不幸的地方。

    蘇聯謝列梅捷沃機場三月的天氣就像水泥牆一樣灰蒙蒙的，這裡的共産主義氣息也在猛烈地沖擊着我，就像這個司機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穿着過時、不整潔、愛出風頭、一直很沮喪、熱衷于黑市交易。

    當然，這個司機很有可能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便服人員。

    這個司機真的會是嗎？ 我看到一條大橫幅橫跨高速公路：蘇聯的傳奇。

    在那些字裡我看到了“列甯”兩個字，這無疑是一條教育人民的橫幅。

    你會在多少低劣的、欠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路邊看到這樣的宣傳橫幅呢？紮伊爾是一個，尼加拉瓜、叙利亞共和國、韓國、烏幹達等國家都是這樣，誰在乎呢？我在車裡甚至都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不過隐約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街道已經出現了。

    車子側面的窗戶已經濺滿了泥，看不清外面，司機隻能從雨刷刮過的擋風玻璃看到前方，這雨刷已經使用過度，仍然在一遍遍地刮着滿是泥土條紋的玻璃。

    司機的額頭和臉龐就像八月的天氣那樣陰沉。

     現在我們來到了寬闊的林蔭道上，這條路上的車輛并不多，我看到路邊陳列着許多莊嚴肅穆的古老建築——政府辦公樓以及專業的政協大樓。

    路上也沒什麼行人，這可是周末，而且還是市中心。

     我們停在了一個廣場上，這個廣場在一幢綠色的六層高的古建築前面。

    這棟建築上寫着都市酒店的俄語名，我已經到了都市酒店了。

    我現在的家離我原來的家已經很遠很遠了。

     司機想要十美元小費，我打算給他兩美元。

    不得不說他有一股獨特的力量，而我也不知道哪根筋出錯了，最後居然給了他五美元小費。

    可以說，我再也不是原來的我了。

     看門人是一個既矮且壯的有着寬碩下巴的老男人，他就像一個退休的黑手黨士兵。

    在他灰色外套的翻領上有一個“一戰”時的英雄标志，他看起來是那種不願對陌生人顯示出任何一點真誠的人。

     他也沒有立即跑過來幫我搬行李，他就是要讓旅客在外面進不了酒店。

    為了能夠進入酒店，我不得不給他看旅行社出具的證明。

    進入酒店裡，酒店大廳很糟糕，整個大廳的色調從雪茄皮的棕色變化到火車皮的綠色。

    地闆是陳舊的鑲木地闆，當你踩在上面的時候感覺像踩在廉價的油毯上一樣。

    我感覺自己到了時代廣場邊上那些令人不高興的酒店裡了，這些酒店沉浸在缭繞的迷霧中等着被拆除。

     這就是著名的都市酒店？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就是大革命之前布爾什維克黨聚集的地方。

    巨大的大理石質的樓梯圍繞着一個柱狀的觀光電梯盤旋而上，這個觀光電梯是以精美的鐵藝裝飾表面的。

     坐在前台的女士穿着毛衣，她的鼻子被凍傷了。

    她戴着眼鏡，看起來很普通，而且她假裝沒有看見我，直到我主動跟她說話。

    她的英語帶着濃重的地方口音，那口音讓人想起了一些痛苦的事，就像對于沒有天分的女孩來說跳芭蕾舞是一件痛苦的事。

    操作電梯的男孩，在他身上同樣可以看到“一戰”時的标志，他的脾氣很粗暴。

    四樓的看門人是一個長着深棕色頭發的女人，紮着蜂窩式的發型，她的臉是标準的俄羅斯人的臉型——她看起來像是看門人的妻子。

    她坐在一個透明的玻璃凳子上面，面朝電梯，還在一個小花瓶裡養了一支玫瑰。

    當我來到她面前的時候，她就皺起了眉頭，因為她要為我找鑰匙，那些鑰匙太多了，而且全是銅質的，重得像一麻袋零錢。

     去我房間必須經過一條又長又黑的走廊，經過走廊之後還要轉一個九十度的彎通向另一個陳舊的房間。

    這個房間的木地闆上有很多裂縫，在這些裂縫裡面有很多長方形的木條夾嵌在裡面。

    在之前提到的走廊裡有一條狹窄的紅色地毯鋪在上面，這條地毯差不多有一個足球場的一半長，一直通向我的房間。

    這個酒店的地闆實在是太差了，差得讓我覺得（如果之前我說過墜入冰河的話）我是從一個冰窖落入到了另一個冰窖裡。

     我的房間大概有十一英尺寬，十四英尺長，天花闆有十二英尺高，從房間的窗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