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他們當朋友對待，但他們從來都沒有那樣對待過我們。
當你老了的時候，你或許會不幸地和一個醜陋的老女人扯上關系，這個老女人可能很喜歡你有的東西，但她從來都沒有結婚，不知道正常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因為她太醜陋了。
哥們，你馬上就有麻煩了。
不久以後，她就會變得貪得無厭，她開始約束你。
這樣的人就是典型的俄國人，他們盤踞在東歐，可是現在，他們想要整個歐洲。
”
談到這裡的時候他沒有停留多長時間。
“不，”他說，“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比喻，事實遠比這個要糟糕。
我們現在和俄國人是最後一戰了，這就意味着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這時候我們要用上我們所有的東西和所有的能力，我們不僅要清除激進現實主義，更要把附生在它之上的害蟲一并清除。
”
這時，我父親的談話被坐在他右邊的兩個白頭發紳士打斷了，他們起身準備走出去，其中一個人說：“我無意間聽到了你給你兒子解釋的東西，我想說的是，我很贊同你的觀點。
那些俄國人想要攻破我們國家的國防，進入我們國家搶奪東西。
我們不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
“不，先生，”我父親說，“他們要奪走的不僅僅是東西。
”他一邊說着一邊站起身來。
未來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人民會變得富裕，這樣的希望一直支撐着我們。
榮譽、冒險以及富裕彌漫在二十一世紀的空氣中。
即使是我生活在那個世紀也能夠成功。
當我們再次坐下來的時候，父親說：“你一定要嚴格保守這個秘密，我将要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
希特勒過去常常說：‘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有毒的。
’這個想法之所以沒有被世人摒棄，因為人們都相信這句話曾經是阿道夫說過的。
希特勒是那麼可惡，因為我們，他毀掉了進攻蘇聯的絕佳機會，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
”他說這話的時候，把聲音降到了今天吃中餐以來的最低音：“已經是這樣的狀态讓我們不得不雇傭一些原來的納粹人一起去反擊紅軍。
”
“噢，不是吧。
”我說。
“噢，是的，”他說，“我們幾乎沒有其他的選擇，并不是所有的太陽軌道觀測台的工作人員都是那麼有能力，我們應該在所有支持鐵幕演說的國家安插特工，而且是秘密地安插，讓别人都挖掘不出來。
每當我們建立起一個特工網絡，總是會被蘇聯人摧毀，在鐵幕演說之後，狡猾的蘇聯人總能及時地任意調動軍隊，我們卻沒有一個有效的情報系統。
如果兩年蘇聯人有踏平整個歐洲的計劃，那麼今天他們應該早就成功了，那樣的話，我們每天早上起來都能夠聽到他們在大街上開坦克的聲音。
沒有可靠的情報機關，那是多麼令人恐懼的事情啊。
我們怎麼能夠容忍自己生活在一個對外界一無所知的環境裡呢？”
“我猜，這樣會很糟糕。
”
“于是就有了這樣的事：我們必須起用一個納粹的将軍，我稱他為微縮膠卷将軍，因為我不能洩露他的名字。
在蘇聯人面前，他是德國人的最高指揮官，他首先會清除掉被德國人俘獲的最有前途的一個蘇聯人，然後他會成功地以這個人的身份潛入蘇聯人的軍隊中，這樣一來就進入了蘇聯人的後勤，慢慢地，蘇聯人的軍隊中就會充滿這樣的人，甚至還有一些人會在克裡姆林宮裡工作。
戰争即将結束之時，這位将軍提前把自己的資料全部銷毀了。
在巴伐利亞州的某個地方埋下了五十鐵箱東西，那就是備份的微縮膠卷，這些膠卷都跟他收集的信息有關，那是大批量的産品啊，我們需要這些資料。
現在，他在和我們談判，他已經在整個德國的東部建立起特工網絡，而且東德的特工會告訴西德的特工蘇聯人下一步在東歐的計劃。
這個将軍很可能是前納粹黨人，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歡他，這個人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價值的，這就是我的工作了。
你和一個很糟糕的人共事就為了保護這個最糟糕的人，你會這麼做嗎？”
“或許吧。
”
“你的自由主義思想太重了，赫裡克，自由不是人人都可以擁有的。
把好的給我們，他們會這麼說。
我覺得上帝也需要一些士兵。
”
“嗯，我相信我會是一個好士兵的。
”
“希望如此。
從你腿摔斷的表現來看，我覺得你是一個好士兵。
”
“你真的這麼想嗎？”這一刻讓我覺得我這頓午飯吃得太值了，所以我想他再說一遍。
“是的，一個真正的勇士。
”他不說話了，他一隻手玩弄着手裡的酒杯，沒拿酒杯的那隻手在桌子上搖擺旋轉着，從大拇指一直轉到小拇指。
“裡克，”他以宣布的口吻說，“你要重新拿出摔斷腿時的勇氣來。
”
他的這句話讓我感覺自己最終像着陸一樣，我的注意力從這一刻起，更加集中于我的父親了。
“你是說我的治療嗎？”我問他，然後我自己回答，“你指的是我參加的測驗考試吧。
”
“讓我先給你一點積極的東西吧，”他點了點頭，“這種情況是可以通過做手術來恢複的，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良性的。
所以一般來說，隻要動手術就能夠恢複。
”
“一個良性的腫瘤嗎？”
“正如我所說的，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這是保守估計。
我相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性。
”
“為什麼你會這麼想？”
“你應該會頭痛，但是醫生現在還沒有準備好為你做手術，因為這樣做沒意義。
”
“或許是這些事本來就沒意義。
”我說。
“你以前不是相信嗎？我甯願你現在就暈倒在這裡，在這個我最喜歡的餐廳裡暈倒，也不願意讓你對未來沒有希望，不相信自己。
不，朝我這裡看，假設撒旦犯了一個錯誤而且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我父親又一次用很小的聲音說話，好像隻要稍微大一點聲音談論撒旦就會讓他降臨到他身邊一樣——“并且我們打算一舉殲滅他們，直接就消滅他們。
裡克，這樣的話，你就不會再頭痛了。
”
“這樣很好。
”我說，我都快流眼淚了。
并不是因為手術的原因，之前我都沒有意識到手術馬上就來了，但是它已經成為我可以預見的一部分了。
三個月來，我一直在接受測試。
噢，我都快哭了，因為我現在知道為什麼父親會帶我來吃午飯了，原來他是想告訴我一些專業的秘密，以此來鼓勵我。
“我相信你的母親，”他說，“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你的母親都是一個很執拗的人。
但是和她生活的這些年，我才發現這個國家裡優秀的神經外科醫生中隻有一位是特别優秀的，我可以自信地告訴你，他現在仍然在為我們工作，我們曾經勸說過他希望他能夠涉足研究洗腦技術，如果他同意的話，我們國家這方面的技術就能夠趕上蘇聯了。
”
“我猜跟我在一起他會學到更多的洗腦知識。
”
聽到我的玩笑話，父親淡淡地笑了笑。
“他會給你機會讓你成為你想成為的人。
”
“是的。
”我說，我有一種我解釋不了的奇特感覺。
無疑，在我的腦子裡，腫瘤是我身體裡最糟糕的部分，我們必須關注任何腐爛的地方。
我經常在設想，無論怎樣，總有那麼一天它自己會消失的。
“如果不做手術會怎麼樣呢？我可以忍受我的頭痛。
”我說。
“很可能會惡化。
”
“你是說當他們打開我的頭顱時，會發現癌變？”
“百分之五的可能會這樣。
”
“你之前說百分之九十五，而現在說的不是二十分之一的概率嗎？”
“是的，百分之五的可能性會癌變。
”
“父親，我們是二十比一。
實際上，應該是十九比一。
”
“我正在想其他的怪事。
如果在接下來的這些年裡，你一直被頭痛糾纏，那麼你将會喪失男人一半的力量。
”我可以聽到他後面說的話。
“成型。
”他想說的是。
“醫生是怎麼想的？”最後我問。
問這個問題我是放棄了和他繞彎子玩遊戲。
“他們說你必須要做手術。
”
幾年以後，外科醫生卻告訴我，手術是可做可不做的，并不是強制的，是我父親在撒謊。
他的邏輯和道理很簡單，他是不會逼迫我的，也不會強迫任何和他意見不一樣的其他家庭成員。
但是，除了家庭成員，那就要注意了，如果我父親和别人争辯起來，那是要政府出面才能化解的。
由于我問他醫生怎麼說，他就把自己當成醫生告訴我他的想法了。
現在，他從口袋裡拿出錢包付賬。
和阿爾不一樣，我父親不會把錢抽出來而是連錢包一起放在盤子裡，就像膏狀的藥物貼在盤子裡一樣。
“當這件事情結束的時候，”他告訴我說，“我會介紹一位非常好的朋友給你認識，我已經拜托過他做你的教父了。
在我們國家認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做教父比較困難，而且還是在你十五歲的時候。
在你出生的時候給你介紹教父的是你母親的朋友，但是他現在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我介紹給你的這位是一個真正優秀的人，你會喜歡他的。
他叫休·蒙塔古，是我們情報局的一員。
休·蒙塔古，在和英國人聯絡方面他為戰略情報局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一戰’期間，他和J.C.瑪斯特曼一起工作——我會告訴你這個人的事情的，他是牛津大學的一位教授，間諜組織的首腦之一，剩下的事情休·蒙塔古以後會告訴你的。
英國人在刺探情報方面的技術可是一流的，在一九四〇年，他們抓獲了一批被送到英國的德國特工，并且成功地收買了他們，結果，此後大部分的德國間諜一到英國就被英國人抓起來了。
在這以後的‘一戰’中，德國收到的都是在英國的德國間諜發出的虛假信息。
這樣一來，英國人就非常喜歡他們的德國間諜了，德國間諜就像英國的獵狐犬一樣忠誠于英國人。
是的，他們就是英國人的獵狐犬。
”說到這裡，父親由衷地笑了。
“你一定要，”他又說道，“讓休·蒙塔古告訴你英國人給德國人的編碼，這可是和桃色小狗絕配的名字啊。
芹菜，”父親接着說，“雪花、垃圾工人、胡蘿蔔、蜘蛛網、胭脂魚、口紅、海王星、薄荷、垃圾、流浪漢、籃子、餅幹、布魯特斯……這些字母寫的是不是英語呢？”
幾年來，我都是在握着寫有大寫字母的标志牌的男男女女的簇擁下入睡的：布魯特斯、蜘蛛網、寶藏、彩虹……今天這頓中餐結束之前，我們在讨論我的手術問題，我需要做手術切除大腦裡的腫瘤。
與此同時，“一戰”中的那些像獵狗一樣的老特工的代碼卻不斷地進入我的腦海中，似乎在彌補一直等待着它們的那個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