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
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
授官刑部主事，曆職郎中。
二十九年，俺答逼近京師。
在敵人退去之後，皇帝下诏書讓廷臣陳講制止敵人的計策。
諸臣大多撿拾瑣細小事來應付。
徐學詩憤然說：“大奸人掌管國家政權，是禍亂的根本。
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嗎？”于是他上疏說：
“大學士嚴嵩輔佐政權十年，奸邪貪佞特别厲害。
對内交結權貴，對外勾結奸邪小人。
文武官員的提拔升遷，一概索要厚賄，緻使這些官員用苛捐重稅剝削軍民，釀成寇患。
國事到達這種地步，還敢謬引好用兵不祥之說，來抵賴皇帝的查問。
近來由于都城有警，他秘密地将接受的賄财輸運回家鄉。
大車數十乘，樓船十多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
又收納被奪職的總兵官李鳳鳴金二千兩，讓他鎮守薊州；接受因年老被廢的總兵官郭琮金三千兩，讓他督按漕運。
諸如此類事情，多得難以全部列舉出來。
全朝文武沒有不感歎憤怒的，但沒有一人敢抵牾他們。
這是因為他們内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而成這種形勢。
嚴嵩的兒子嚴世蕃又兇狡成性，擅自執掌父權。
凡諸司有所奏請，必定先請示他們父子，然後才敢向陛下奏聞。
陛下怎能全部知曉這些事呢？
“所以嚴嵩的權力足以假他人之手落井下石，機謀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便捷足以掩罪飾非。
而他精悍警敏，善于揣摩，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