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也找岔子。
正像上屆的會長和理事，這屆得保留名位；兄弟組織的會長和理事，本會也得拉上幾個作為裝點或‘統戰’。
所以老是那幾首詩在曆代和同時各種選本裡出現。
評選者的懶惰和懦怯或勢利，鞏固和擴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詩名。
這是構成文學史的一個小因素，也是文藝社會學裡一個有趣的問題”[3]。
當然，不論一個時代，或一個人，過去的形象經常适應現在的情況而被加工改造，曆史和回憶錄等有許多随時應變而改頭換面的好範例。
我不想學搖身一變的魔術或自我整容的手術，所以這本書的“序”和選目一仍其舊，作為當時氣候的原來物證——更确切地說，作為當時我自己盡可能适應氣候的原來物證。
我隻補充幾句話。
文學研究所成立時，我原是外國文學組的成員。
鄭先生以所長而兼任中國古代文學組組長，把我“借調”過去，從此一“借”不複還，一“調”不再動。
我選注宋詩，是單幹的，花了兩年工夫。
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别出心裁。
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裡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
我個人學識上的缺陷和偏狹也産生了許多過錯，都不能歸咎于那時候意識形态的嚴峻戒律，我就不利用這個慣例的方便藉口了。
1988年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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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看斯丹福《詩歌的各種敵人》（W.B.Stanford，EnemiesofPoetry）（倫敦：1980）63頁考論由于制造材料的局限，古代“鏡子”在希臘、羅馬著作裡往往成為錯誤糊塗觀感的比喻。
[2]最近看到胡頌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台灣：1984），20至21頁評及《宋詩選注》，對選目很不滿意，并認為迎合風氣，卻說：“注确實寫得不錯。
”
[3]彥火《當代中國作家風貌續編》（香港：1982）64至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