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為史冊所罕見。
這樣，怎能說蜀漢忽視屯田呢？亮在渭南屯田所使用的一切工具和種籽等，均需由後方攜往，而在刀光劍影、弩張馬嘶的狀态下耕作，自然難度很大，然而亮卻能使“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如此正正堂堂而富有紀律的軍隊，戰鬥力不可能不強，而亮羽扇綸巾、指揮若定的從容安詳态度，也表明蜀軍的糧食供應已大有改善。
所以我們對蜀漢屯田的估價不能過低。
當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法正向劉備建策進取漢中時就已說過：“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将帥，舉衆往讨，則必可克，克之之日，廣農積谷，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中可以蠶食雍涼……下可以固守要害”①。
連法正都有此主張，飽受缺乏軍糧之患的劉備自然更知道興農積谷的重要。
至于蜀在漢中興辦的屯田，就其效果看未必即遜于魏之淮南屯田，更肯定超過了魏在雍、涼二州舉辦的屯田。
隻緣史書失載，所以不為後人所知罷了。
《三國志》卷44《姜維傳》注引《華陽國志》曰：
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
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辭而出。
後主勅皓詣維謝。
維說皓求沓中（今甘肅臨潭縣）種麥，以避内逼耳。
不管姜維在沓中種麥出于什麼動機，當時蜀漢駐守今隴南及漢中諸将多從事屯田以自食，則屬于情理中事。
三國時蜀漢史迹失載者最多，而屯田一事尤為陳壽等史家所忽略。
關于趙雲、鄧芝在赤岸屯田事，若非亮與兄瑾書中提及，亦不會為後人所知。
就曹魏軍士屯田之成效言，最卓著者為淮颍屯田，然其對滅吳究有多大效用，并不很明顯，晉将王濬樓船下益州所載軍糧乃益州民戶所繳納，已足為滅吳之用而有餘。
然蜀之漢中屯田則确實起了支持大軍北伐的作用。
因此，對于蜀漢的屯田事業，未可予以忽視。
二、自耕農和地主經濟概況
劉備少時孤貧，他投靠曹操時，曾“将人種蕪菁”①；“使厮人披蔥”②。
到荊州依劉表時，亦“手自結毦”。
諸葛亮少時，流浪荊州，住的是“草廬”，“躬耕于野”③。
二人以情投志合，契成君臣。
正因二人颠沛流離，了解一些民間疾苦，故日後治理荊、蜀，亦較能注意民間疾苦。
劉備自樊城南逃時，不忍舍棄十餘萬難民，說明他同百姓的關系與其他軍閥有很大差别。
及在荊南，劉備以耒陽縣令龐統在縣不治，即免其官；入益州後，又幾乎殺掉“衆事不理”的廣都長蔣琬，足證他對地方官的盡職與否，極為關注。
這種态度和作法，自然有利于平民百姓。
劉備策封諸葛亮為丞相時說：“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安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
”④這話雖似官樣文章，但劉備提到“思靖百姓”，總算知道安定百姓生業的重要性。
諸葛亮在隆中時指責劉璋“不知存恤”，可知他對百姓的态度是先“存恤”，後役使。
劉備在政治經濟措施上，雖亦有放任将士搶掠和殺戮異己之事，然究無重大之屠城濫殺等事件。
大體說來，蜀漢統治者既不像吳主孫晧那樣“肆行殘暴……虐用其民，窮淫極侈”⑤；也有别于曹叡之大治宮室。
蜀漢國小力微，常主動攻魏伐吳，諸葛亮又連年北伐，“國内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①。
供役調的自然主要是個體農戶，說明個體農戶負擔很重。
晉人袁準稱亮之治蜀，“田疇辟，倉稟實，器械利，蓄積饒”。
這又反映蜀漢農民雖然賦調負擔很重，但仍有一定餘力維持簡單的生産和再生産，從而使蜀漢境内土地得到開墾，國家的租調收入也随之增加。
前已述及，陳壽在《諸葛亮傳》中反複稱頌亮的德政，如“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等語，其中“強不侵弱”句所指弱者當然主要是自耕農。
這雖不能理解為農民真的不受強暴者欺侮，但豪強欺壓農民的情況在諸葛亮輔政時有所減輕，也是不容否認的；另外，“道不拾遺”句，也不能解釋為真的無人拾取道旁遺物，但也說明餓肚子的貧窮人家少了些，否則，還談什麼“路不拾遺”呢？我們把“路不拾遺”解釋為很少有人攔路搶劫，在封建社會也就算不錯了。
因此史書上雖然不見有什麼關于蜀漢農民經濟情況的具體記述，但從人們對諸葛亮的稱贊，可以窺知當時個體農民經濟确實有一定的發展，生活也比較安定。
總的說來，在劉備、諸葛亮等人的統治下，蜀漢個體小農雖然力役、兵役和賦稅的負擔并不輕，但所受官吏豪強的額外役使和榨取還是有所減輕的。
他們利用這種喘息機會，努力生産，從而使自耕農的經濟得以維持和發展。
至于蜀漢地主階級的經濟概況是怎樣的？由于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