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産生過深遠影響的偉大作品，我們中國學者難道應該永遠搞不清楚它的具體成書年代嗎？當然，對于這樣一個專門化的問題，一般從事思想内涵、藝術成就研究的學者可以不去深究，盡可依據通行的文本進行探讨；但是，對于一門系統的學問而言，這個問題卻是遲早都要解決，不能永遠模糊下去。
因此，少數有志者對這個枯燥而艱難的課題上下求索，辛勤探尋，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值得尊重的，應當予以鼓勵和支持。
第二，數十年來，特别是八十年代以來，對《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
上面談到的五種觀點，除了“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顯然難以成立之外，其餘四說，各有所據，各有一批贊同者。
盡管目前還沒有哪一說得到絕大多數學者的公認，暫時還是諸說并存；但比之過去，人們的認識已經大大深化，盲目性已經大大減少；通過各種觀點的闡述、争鳴和彼此辯駁，為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今後，逐步形成一個多數學者都能接受的觀點是很有希望的。
第三，要真正解決《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在基本事實的認定、新材料的發掘、研究方法的選擇等方面，還需要付出更多、更踏實、更細緻的努力。
例如，《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所列門人名單中的“羅本”，究竟是否《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一些學者認為是；但已有學者根據《宋元學案》卷九十三《靜明寶峰學案》中“羅本”名下的一條按語，指出這位“羅本”字“彥直”，與《三國演義》的作者羅本貫中并非一人。
對這種基本事實的認定，就應該而且可以通過讨論盡快達成一緻，而不宜讓不同的意見長期自說自話，互不相幹，令人無所适從。
又如，上文提到的确定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問題，目前就存在較大的分歧：一批學者（包括我自己）認為，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經過較多修改加工，同時又頗有錯訛脫漏的版本，諸本《三國志傳》的祖本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但仍有一些學者認為嘉靖元年本是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這就需要通過嚴謹的考證和心平氣和的争鳴來尋求解決。
再如，對于《錄鬼簿續編》那條關于羅貫中的記載，人們一直視為最可靠、最權威的材料，這不僅因為材料出自“忘年交”的回憶，非常難得，而且因為所記的羅貫中與《三國演義》的作者姓、字相同，時代也吻合。
但是，人們似乎回避了一個問題：這裡所記的是戲曲作家羅貫中，其中并無一字說到他寫作小說之事。
那麼，這位羅貫中是否一定就是《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呢？有人解釋說，《錄鬼簿續編》的作者初識羅貫中和至正甲辰與之“複會”時，羅氏還沒有寫小說，故《續編》沒有涉及這一方面；羅氏是在那以後才開始寫作《三國演義》的。
這種分析，應該說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大多數人的心理；但這畢竟還是一種推測，從科學研究的要求來看，我們還需要尋找更直接的證據。
當然，反過來說，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否定那條記載的可靠性，也是難以服人的。
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尊重事實，用堅實的證據說話！
事實上，在我九十年代初撰寫那篇文章以後八九年來，有心的學者一直在堅持不懈地努力發掘材料，考辨史實。
比如，杜貴晨不久以前發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載《中華文化論壇》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為“成書于元代中後期”說提供了新的論據。
他認為，從《三國志平話》的刊刻情況，可以表明《三國演義》成書的上限是至治三年（1323）。
他又發現，明初瞿佑的《歸田詩話》卷下《吊白門》則在引述南宋陳剛中的《白門詩》和元末明初張思廉的《縛虎行》時，有“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一語，而張思廉的《南飛鳥》詩中則有“白門東樓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來自《三國志》、《後漢書》等史籍，又非來自《三國志平話》，而是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
再參酌章培恒、袁世碩二先生的意見，他認為《演義》成書的下限是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之前。
由此得出結論：“《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至元文宗天曆二年（１３２９）之間，即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前後。
”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論述，但他引用的瞿佑有關《吊白門》的資料，卻是首次使用，很有價值，理應引起學界同仁的注意。
這說明，在新資料的收集和發掘上，我們是大有可為的。
由于問題本身的複雜性，也由于以往人們對諸多現象認識的歧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