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謙這個人，也算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這倒不是因為他有多麼大的才能和偉略，人們對他的認識大都集中在“三讓徐州”上。
他在曹操為父複仇、血腥屠城的困難局面下，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又同當時還是平原相的劉備同來協助。
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陶謙對劉備贊賞有加，并在病故之前把徐州讓給了劉備（讓徐州的确有過，但“三讓徐州”卻是小說家言，不足為信。
本文要讨論的是曆史事件，因此不再贅述）。
一下子把個之前還是默默無聞的大耳公推到了前台，劉備一夜成名，由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平原相跻身諸侯之列。
要說陶謙此舉也說明他還是很有些見地和頭腦的，但偏偏史料上對他的評價卻是相互矛盾的：一種是時人張昭，他認為陶謙“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
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分明是一個文武雙全的好官，而另一種是陳壽，則說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最後是“昏亂而憂死”，這又象是個昏官。
那麼曆史上的陶謙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呢？為什麼史料上又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呢？讓我們去僞存真，對各種曆史記載進行認真的分析和對比，從内政、軍事、政治等各個方面來做一個綜合分析，看看這個陶謙的真面目吧。
（一）
曆史上的陶謙本是東漢末年軍閥割據勢力之中的重要一員，他的發展、滅亡對後來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都有着一定作用，特别是對曹操、劉備兩大勢力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不過，陳壽的《三國志?陶謙傳》及範晔的《後漢書?陶謙傳》中對他的記載基本相同，而且是語焉不詳，對于我們了解陶謙幫助有限，尤其是對陶謙的内政管理能力的記載很少，所以陳壽所言的陶謙“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的證據并不充分。
不過我們可以綜合其它的相關史料，對這個問題進行一番讨論。
陶謙（公元132—194年），東漢末丹陽（今安徽當塗東北）人，字恭祖，父親曾做過餘姚長之類的小官，但在陶謙幼年亡故（見《吳書》）陶謙從政是沒有什麼背景可言的，他隻能是從基層做起，綜合《吳書》、《三國志?陶謙傳》的記載，陶謙步入仕途之後，在任職徐州牧之前，先後擔任過盧令、舒令、幽州刺史之類的地方行政官員。
政績如何呢？證據不多。
《吳書》中引用張昭的話說是“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聯想到張昭一生剛正不阿，從不溜須拍馬，雖說此言有點過于贊譽，還是基本可信的；另外在《吳書》中還有一個有趣的記載，也可作為佐證：陶謙在擔任舒縣縣令時，曾經得罪過上司，上司想伺機進行報複，但“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這也可以說明陶謙這官做的應該不差。
陳壽在《三國志?陶謙傳》之中說陶謙在擔任徐州牧的時候，“是時，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贍，流民多歸之。
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琊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
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
範晔的《後漢書?陶謙傳》中也說“（陶謙）诏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将軍，封溧陽侯。
是時，徐方百姓殷盛，谷實甚豐，流民多歸之。
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守。
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
由斯漸亂”。
這兩個記載基本是一緻的，但都有個問題：按照陳壽和範晔的說法，徐州漸亂的時間，是在陶謙擔任了徐州牧之後，也就是在獻帝初平元年（190年）之後，而之前呢？這兩本史書都說是“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贍，流民多歸之”，那這個“是時”的時間誰是徐州的刺史呢？還是根據陳壽的《三國志?陶謙傳》及範晔的《後漢書?陶謙傳》的記載：是陶謙！綜合相關的很多史料，陶謙是在靈帝中平五年（188年）的時候出任徐州刺史的。
也就是說是陶謙把徐州治理的“百姓殷盛，谷米封贍，流民多歸之”！陳、範二人自己打了自己一個大嘴巴！至于說到陶謙親小人、遠賢士，我們不妨從陶謙到徐州後由刺史到州牧這六年的在内政方面的所作所為來進行探讨。
靈帝中平五年（188年），陶謙出任徐州刺史，首先迅速撲滅了境内的黃巾之亂，“境内晏然”，穩定了局勢。
當時整個中原廣大地區“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徐州也不例外。
據《先賢行狀》中記載：徐州當時是“世荒民饑”。
針對這一情況，陶謙“表（陳）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粳稻豐積。
”陳登時年僅二十五歲，後來陳登在“廣陵有威名”（《三國志?陳登傳》）可以說是陶謙慧眼識英雄，使之名聲大噪，證明陶謙用人有方。
除了對待年輕的陳登，陶謙對于當時居住在徐州的士人也是多加任用和提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