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回，明兒翻回來寫第一回，後兒又跳到第三十回，那樣隻會令情節混亂，人物性格模糊，何況一部《紅樓夢》洋洋灑灑七八十萬字，上百個性格各異的人物！然而劉心武就論斷《紅樓夢》是拼插着寫就的。
還有，如果《紅樓夢》處處都埋藏着謎，連一個藥方都要輾轉三次聯想而得出隐藏的意義的話，那麼曹雪芹哪裡忙得過來？他難道不會擔心謎解不開而使心機盡廢嗎？！”
孫玉明認為，學者和小說家還是有一條嚴格的分界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和《百家講壇》，讓劉心武從一個小說家變為一位做學問的學者，小說家與學者遵循的幾乎是完全不同的原則，前者需要虛構、誇張、想像，而後者則需要實事求是、有闆有眼、一絲不苟。
劉心武提出的‘學術小說’的口号，對于小說是不是有些枯燥，而對于學術是不是有些不嚴肅了呢？
“劉心武是我很喜歡的小說家，他的《班主任》、《公共汽車詠歎調》、《鐘鼓樓》等作品我都曾經拜讀，我由衷佩服他的想像力和表現力，但是治學又是另外一回事。
科學容不得半點馬虎。
學術必須有科學的印證。
尤其您登上傳播面積很廣泛的媒體的時候，自己的見解變成了對衆人宣講的‘知識’的時候，更要負起責任。
”
二、由來已久的論争和逐年安靜的舌戰
《紅樓夢》是一部将真事隐去，借假雨村言講述故事的小說，自從它誕生之日起，猜測和研究“隐去的真事”就開始了，各家各派百家争鳴，其中不乏激烈的論争，其中就有新索隐派。
“雖然劉心武一直不認為自己是新索隐派，但是他的研究方法的确與之脫不開幹系。
他們用諧音、拆字、猜名等手段來索解，通盤考慮為我所用，對自己有用的就留下，對自己不利的往往被抛開視而不見。
”
借助本刊，孫玉明想要作出一個說明，紅樓夢學會并不是一個行政機關，沒有任何行政權力，“有些人責問我們，為何對一些離譜的言論不聞不問？可學會隻是一個民政部管理着的松散的群衆社團，所以，對于五花八門有關《紅樓夢》的言論，我們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力管理。
”以前，學會也對一些影響廣泛的言論進行過批駁，或者在學刊上發表相應的文章，或者舉辦研讨會進行集中論辯，但是嚴肅的學術論證過後，竟然有人用“壓制、圍攻、打擊”來評斷他們，甚至出現了可笑的“在朝、在野”這樣的詞彙。
“記得前幾年霍國玲姐弟的《紅樓解夢》影響很大，他們接受媒體采訪，又到北大講座。
他們說：‘我的東西沒有一個紅學家反駁，說明我這個是正确的，我相信，他們駁也是駁不倒的。
’他們的觀點是，《紅樓夢》中隐去的曆史是曹雪芹與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的戀愛，而他們合謀殺死了雍正皇帝，也是新索隐派的論調。
學刊就發表了一些學術性的反駁文章，當然，有些言詞比較激烈，比如我的那篇《想入非非猜笨謎》，當年蔡元培寫的《石頭記索隐》，胡适就寫了反駁的文章，其中有這麼一句話，我就套用了，裡面也有‘無稽之談’這樣的評價。
學刊出不多久，外邊的文章就來了，說什麼‘圍剿、圍攻’，所以這些年我不大願意參加論争了。
“近年來，有關《紅樓夢》的言論顯得更加五花八門了，有很多觀點本身站不住腳，你不反駁呢，他在大肆宣揚，你一反駁……我認為這些是學術界不規範的現象。
”
孫玉明認為，研究《紅樓夢》有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紅樓夢》文本的闡釋。
第二個層次是對作品的鑒賞，把自己解讀時候的感受分享給别人，這是一種再創作。
第三個層次，是學術型的，在這個層面上，就需要嚴謹的考據。
“我們考據的是曆史。
雖然曆史不會重現，但是我們可以憑借事實依據來說話。
首先要找論據，有了大量論據出來，梳理分析，充分論證，這樣才能使得論點立住腳，并且孤證不為證，要兩條以上的證據，當證據與證據之間有矛盾的時候，需要謹慎地辨别對錯，最後謹慎結論。
我想，這才是科學的規範的紅學，才是紅學作為一門學術科目所應當發展的方向。
”
來源：《藝術評論》（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