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挖掘的地方。
在我眼裡，“紅學”能熱當然是好，這比日本漫畫熱、韓國影視熱、哈利·波特熱、美國大片熱更舒服一些。
一個民族，它那曆代不滅的靈魂，以各種形式在無盡的時空裡體現，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形式，就是體現在其以母語寫出的經典文本中，正如莎士比亞及其戲劇之于英國人。
曹雪芹及其《紅樓夢》，就是我們中華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
閱讀《紅樓夢》、讨論《紅樓夢》，具有傳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無可估量的意義。
記者：但也有不少評論認為，這股紅學熱是虛熱，是紅學的“大躍進”，大衆的文學狂歡。
“紅學”作為一個學術的東西，它并沒有“熱”，表面上是出了一大堆書，但很多書根本就是把舊書改頭換面之後重新出版，一點新的東西都沒有，眼下的現象很可能就是一種“紅學泡沫”。
紅學是不可能大衆化的，它是少數人的東西。
對此，您是怎麼看的。
您曾說，紅學的生機在民間，事實根據何在？
劉心武：我覺得我為民間紅學拱開了一道藩籬，為平民紅學研究群體出了口悶氣。
這說明，紅學研究不僅應該，而且已經逐步成為了一個公衆共享的文化空間，現在的态勢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民間紅學的水流旺起來，暢起來了——當然這不是我一個人努力的結果，是若幹民間紅學研究者與專業人士共同奮進的成績。
關于紅學究竟是真繁榮，還是假繁榮，或者說是在“升虛火”，對紅學做出宏觀判斷，不是我這樣的一個“紅學票友”所能承擔的。
我就是自己喜歡《紅樓夢》，作了點研究，研究的成果有出版社願意出版，我就給他們出版，電視台邀請我去錄制講座，開始我一再推辭，但是他們一再誠懇地邀請，也就去錄制了節目，如此而已。
如果說現在紅學不是真繁榮，我不是相關責任人，問責問不到我這樣的“票友”身上。
好比一種戲曲現在不繁榮，或者出現了“假繁榮”，你不能去跟“票友”發火，向“票友”問責，如果出來指責的是專業人士，那就真讓人發愣。
希望指責“假繁榮”的人士，趕快營造出真繁榮來，讓公衆共享。
記者：有不少人說您已經江郎才盡，寫不出好的小說，因此在《紅樓夢》中尋找新的生長點，是這樣的嗎？
劉心武：我并不認為我進行“紅學原型”研究是不務正業的行為。
我對《紅樓夢》作原型研究，就是為了學習曹雪芹把生活真實升華為藝術真實的本事。
曹雪芹教會我，要有政治傾向，但到頭來要超越政治；要尊重真實，但要會進入藝術想象；要有寬廣的人道情懷，但又不能回避人性的詭谲。
至于說我寫不出小說，那更是别人對我的誤解，其實我一直在發表小說。
我最新的小說集《站冰》去年夏天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裡面寫的主要是外地到北京的民工的故事。
今年我已經發表了兩個短篇小說。
從去年到現在我已經出了17種書。
像《心靈體操》，是很貼近現實的随筆集，今年由時代文藝出版社推出。
我仍在創作，隻是目前我的小說遠沒有在央視講《紅樓夢》那麼引人注意。
我的紅學研究當然凸顯着我的個性。
記者：《紅樓夢》研究與您的寫作是不是有沖突？
劉心武：我努力去體會曹雪芹的創作心理和寫作路數，從中汲取營養。
我對自己作品，最珍愛的是《四牌樓》，這部長篇小說就飽浸着《紅樓夢》的汁液。
此外，我的《秦可卿之死》、《賈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可稱為“‘紅學’探佚小說”。
這種“學術小說”可以說是小說創作中的一個獨特品種，它與一般的虛構小說是有區别的，在這些小說中，我都嚴格地做到：人物、情節、細節或者有《紅樓夢》前80回的正文依據，或有脂硯齋批語的依據，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論文的成果為依據，本來應該在小說後列注一一指明，考慮到對一般讀者來說會覺得煩瑣，影響順暢閱讀，才沒附詳注，但都在後面有概括的說明。
對于我來說，寫小說和研“紅”不僅沒有什麼龃龉之處，倒有魚遊春水之樂。
記者：有人認為您現在将精力放在研究《紅樓夢》上是放棄了關注現實，是一種不務正業。
您怎麼看？
劉心武：《紅樓夢》包含着博大精深的内涵，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普及宣講《紅樓夢》與當年寫《班主任》同是一種現實關懷，并無矛盾，更無所謂“堕落”。
來源：《新民周刊》（2005年11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