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人形象指出的，劉心武為我們演出了一場精彩的“捉放曹”或“西安事變”的《紅樓夢》翻版；然而熟悉清史的人都清楚，禦駕就那麼容易被山賊圍困？元妃還能私藏“蠟油凍佛手”與皇帝調情做愛，被皇帝驚歎為“你竟袖有暗器！”劉心武既然寫過《帳殿夜警》那樣的曆史小說，就應該懂得皇帝行宮的壁壘森嚴以及與此相關的清史常識，怎能如此離譜靠大膽想像去安排情節？盡管胡适也提倡過“大膽的假設”，但同時，胡适也還要求人們去“小心求證”，而劉心武恰恰忽視的正是這一點。
有了一點什麼“新”看法就全盤端出，甚至有些連紅學界都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曹雪芹祖籍何處、生卒何年、生父系誰、脂硯系誰等等，并存有多種說法，但他總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棄取，當成最後結論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現有材料下被紅學界公認的“難解之謎”或“死結”，他竟草率地宣布“揭秘”了；更有甚者，前些年報刊披露的北京某收藏者從安徽搜集到的一副瓷燒的“曹雪芹”手書對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裡路雲和月”，居然也被劉心武挖空心思理解成什麼“雲”影射“史湘雲”，“月”指“麝月”，“三十”與脂批常提及的“三十年”字面相關等等，僅憑此就敷衍成一篇考證性的紅學文章，這種治學态度能說嚴謹麼？更不要說文物真赝尚待鑒定，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講，拿一個有待證明的命題再推出一個新的結論，大前提就靠不住。
考證性的學術文章不能像寫小說那樣可以向壁虛構，需要紮紮實實地去占有相關的文獻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于劉心武特殊的經曆，沒有受過嚴格的學院式訓練，他寫小說或許還可以，但從事學術研究尤其是寫考證性文字方面，并不是他的長項。
我很同意友人鄒自振教授在其紅學專著《紅樓夢發凡》中把劉心武列入“另類紅學家”之冊，認為他的“學術小說”《秦可卿之死》、《賈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隻是把《紅樓夢》作為文學創作素材的一種，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
為了證明“吾道不孤”，劉心武還拉出周汝昌先生為大旗，作為自己觀點的呼應。
周先生是紅學史上相當有影響的人物，他對後學的獎掖扶持更是有口皆碑，但這并不能說明先生支持過的後學晚進的紅學觀點就沒有問題。
劉心武如果從周先生那裡取得“真經”，我倒覺得周先生給他提的一個建議相當不錯：“希望你寫一部小說——從太子的降生到雪芹的去世。
不是為了‘清代史’，也不是簡單化的‘圖解’《紅樓夢》，是為了解說人性、人生的大悲劇，即雪芹提出的‘兩賦’的先天靈氣和曆史條件加之于他的後天環境、遭遇、命運”，我深信一個曾經為了我們民族的命運進行過深層思考的優秀小說家是有能力完成周先生這個囑托的，再不要把自己的才華和寶貴的精力白白地浪費在這種主觀臆測的“紅學研究”方面。
當然，劉心武與那些常有“驚人發現”的非專業研究者不可同日而語，沒有周先生的助臂，單憑他自身的社會影響也不難發表其“紅學觀”，但他卻總委屈地覺得“紅學權威”們壓制他，他在創作界的地位姑且不論，即使單就紅學而言，一般的專業學者、教授甚至他所認為的那些紅學權威，也并不是都有條件像他那樣可以到現代文學館講紅學，到中央電視台錄制幾十次的紅學節目，還能把他的“紅學觀”弘揚到海外，并且在短短時間内出版了那麼多的紅學著作，誰又能壓制了他呢！在我看來，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倒是正常的聲音被淹沒了，但他還稱他的紅學是“平民紅學”，并奢談學術空間“公衆共享”問題。
應該指出的是，這種提法本身不見得有什麼特别不合理之處，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紅學确實不應該被少數“權威”壟斷而應“公衆共享”，問題是如何理解“公衆共享”，打個比方說，馬路是“公衆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誰違反了交通規則，那麼就應該有警察出來幹涉。
紅學研究也是這個理，紅學并沒有固定的“界”但卻應有相應的學術規範。
百家争鳴是必要的，紅學環境也應該寬松，但寬容并不意味着對那些所謂“新說”就不允許反批評。
畢竟紅學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學術積累，該發現的史料雖不能說一網打盡但也所剩不多，紅學研究的起點已經被墊高，在沒有新材料或新視角的常态狀況下，是不大可能一會兒就有一個“新發現”的，所以，誰提出了“新”觀點，就都必然會受到現有材料的檢驗，憑空逞臆妄談是不可能持久的。
紅學今天缺乏的正是那種有紮實的文獻做基礎并能在理論上摧陷廓清式的裡程碑著作。
當此學術規範在擁擠的紅學世界迷失之際，嚴肅的研究者就應該理直氣壯地發出正面的聲音，“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這應該是我們追求的學術境界。
（作者：天津師範大學紅學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