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相當的标準來選擇長房媳婦。
《紅樓夢》又寫到“薛姨媽看見邢岫煙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钗荊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為妻。
因薛蟠素習行止浮奢，又恐糟踏人家的女兒。
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
”（第五十七回）王熙鳳贊同薛姨媽之意，便代之請于賈母，得到賈母的支持和幫助，此事果然成功。
可見薛姨媽也不要求“家庭背景”和“血統”門當戶對，同樣體現了僅以容貌和性格為标準的觀念。
她是薛氏家族的當家夫人，自然可以體現薛氏家族的觀念。
從而可知，尤氏的觀念體現着賈府等“四大家族”的共同觀念，也是《紅樓夢》的基本觀念。
這一觀念不同于古代“門當戶對”、“齊大不偶”的一派觀念，而是另有來源。
這對探索《紅樓夢》的文化意義具有重要的價值，不過與本文無關，暫不論及。
因為持這樣的觀念，所以尤氏評價秦可卿說：“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第十回）這也不僅是尤氏個人的評價，而是賈府的普遍評價。
秦鐘到榮國府拜見賈母時，小說便寫道：“衆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鐘是這般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
”（第八回）
我們讀任何一部小說，無論古典的還是現代的，要掌握其思想内涵，自然需要掌握其基本觀念。
這與中學語文教學一樣，要理解一部作品，就得掌握其思想内涵，也就是掌握其看待各種事物的基本觀念。
隻有掌握其基本觀念，才能看出其主題。
如果不去探究作品内涵的基本觀念，能否說“讀通”了它呢？這是不言而喻的。
但劉心武先生既不探究也不理解《紅樓夢》内涵的基本觀念，而是将自己的觀念強加給《紅樓夢》。
在他看來，甯國府給賈蓉娶媳婦，“一定要門當戶對，門當戶對裡還要精挑細選”（《紅樓望月》第240頁）。
《紅樓夢》是“不管他根基富貴”，隻重視個人的容貌和性格，劉心武卻是以“家庭背景”和“血統”觀念來看待秦可卿，與《紅樓夢》的固有觀念完全相反。
他之所以對尤氏的訴說“生疑”，就因他認為“家庭背景”和“血統”貧賤的人家必定生不出秦可卿那樣容貌和性格完美無二的女兒，所以他如是反诘：“秦可卿就是模樣、性情再好，那小小營繕郎的家庭背景、育嬰堂抱養的卑賤血統，怎麼會就達到‘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呢？”按劉先生的這種觀念和邏輯，隻有“大大”的官僚和高貴的“血統”——“貴族”人家，而且是皇室血統，才可能生出這樣的女兒。
這也就是說，人的容貌和性格是由其“家庭背景”和“血統”決定的。
既然秦可卿出自“小小營繕郎的家庭背景，育嬰堂抱養的卑賤血統”，所以她就不可能“達到‘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這就是“家庭背景”和“血統”決定論的觀念。
因而劉心武不但對尤氏的訴說“生疑”，而且還這樣為自己的質疑來尋找旁證：“就在《紅樓夢》一書中，我們便看到了許多模樣兒、性情兒都相當不錯的貴族女子，隻要輩分合适，都不難選出與賈蓉等公子匹配”（《紅樓望月》第48頁）。
他特别強調“貴族”出身。
但這并非《紅樓夢》的觀念，而是劉心武的意思——“貴族”之子理所當然隻能娶“貴族”之女，否則，劉心武先生就認為不合理而“生疑”，要來“探佚”了。
四、觀念背離和誤解原文
但《紅樓夢》的作者不是劉心武，而是曹雪芹。
曹雪芹賦予《紅樓夢》的觀念是“不管他根基富貴”，而隻重視個人價值；但劉心武堅持“家庭背景”和“血統”決定論的觀念來衡量人的價值，并以此要求曹雪芹和《紅樓夢》服從自己。
這便使他不能理解、接受尤氏的觀念，也即《紅樓夢》的觀念。
這樣的“秦學”，不要說“讀通”《紅樓夢》，就連對《紅樓夢》的文章詞句也無法正确理解。
尤氏所謂“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本是一句含義明确的俗語，意思是說，像秦可卿這樣容貌和性格的女子，非常“難得”，不可能再找到第二個。
她強調的是“難得”，是不可重複的“惟一”性，根本沒有“高不可攀”的含義。
但到了劉心武這裡，竟然成了這樣的反诘：“怎麼會就達到‘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的高不可攀的程度呢？”他顯然是把“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解讀成“高不可攀”的意思，原文的“惟一”性轉而變成了“高貴”性，明顯誤解了原文的含義。
劉心武是“著名作家”，總不至于連這句俗語的含義也不懂。
但他為什麼會這樣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