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家”們說了：曹雪芹的偉大就在于以“情”反“理”——故一個“叛逆者”（古代革命家也），雲雲。
這種見解“古已有之”，至晚到“诠釋”湯顯祖的《臨川四夢》，已經大暢斯風了。
衆口一詞——就全對了嗎？其實，雪芹的書中從來未嘗反“理”。
咱們先從“情”講起。
“情”是什麼？怎麼“界定”？我的辦法與詞典不同，我曾說過：精，米之最佳成分也；晴，氣候之最佳境界也；清，水之最佳狀态也；菁，草之美也；倩，人之美也；請，語之禮也；靓，妝之好也……如此可見，“倉颉造字”，中有至理，循律以推，則可知：情，心之最高功能與境地也。
故人必有情，情之有無、多寡、深淺、蕩墊……可定其人的品格高下。
這兒就發生了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中華文化儒道釋三大家，他們對“情”怎麼看待和“處置”？
釋迦牟尼，其人有情乎？無情乎？記得有一副對聯，道是：“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
”說得最好不過了。
佛若無情，不會去受千辛萬苦，隻為了一個普度衆生。
衆生都要普度，他心方安，難道世上還有比這更多情的人嗎？
先師顧随先生講一故事：玄奘大法師苦住天竺國十七年，一次忽見到中土傳來的一把扇子，因而感傷而生了一場病。
有人便譏諷說：“好一個多情的和尚！”顧随先生說：玄奘上人不多情，他會遠涉萬裡，去國十七年而苦求真經（也是為了度人）嗎？
正好，在佛經上“衆生”一詞或譯“諸有情”，在中華古漢語，人也叫“含生”“含靈”。
這就充分表明：有感情有靈性的，才能叫人，方夠一個“生”字。
釋迦牟尼遭遇的極大悲劇就是“情極之毒”（脂硯齋評賈寶玉），他為衆生離苦，尋不到一個辦法，最終認為“情”是一切苦惱的本根，離苦必須絕情斷情！
儒們不大講“情”，隻講忠孝仁義、三綱五常……這其實是把“情”倫理化、道德化——即人際關系制約化了。
其實呢，一個真孝子，全是一片真情體貼父母的言談行止。
如果隻憑的是一個空洞的“理論概念”，一個“孝”字教條訓話，他絕對成不了一個名實相符的“孝”者。
此理最為重要，可惜人們卻常常弄迷糊了。
所以，《長生殿》開頭就大筆點睛，說是“感金石，回天地。
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總由情至”（《傳概》《滿江紅》）。
而“戚序本”《石頭記》第三十六回回前題詩中也恰有“畫薔亦自非容易，解得臣忠子也良”，正謂此也。
見了此等曆史語言，如隻知“批判封建思想”而不悟中華古代人的情感實質，那就什麼文學藝術也難多講了。
道家呢？雖說是“太上絕情”，“至人無夢”，講“滌除玄鑒（心）”，摒除雜思，一心守靜，似乎無情了；可是“濠上”之遊，莊、惠二人互辯“樂哉魚乎”，知魚之樂，非情而何？看來，古今大哲人，大智慧，無不為“情”的問題而大費周折，盡管貌似不同，實則“其緻一也”。
說到此處，再看雪芹公子才人，就見出他的“大旨談情”的見解主張，是非同小可了。
寶玉（雪芹的化身或幻相）的最大特點是“情不情”——以“情”心來對待那一切無情、不情之人、物、事、境。
他自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