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的意義與命運
才，人才，是雪芹最為關切的主題，一部《石頭記》即為此而作。這人才，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他“親見親聞”的一群“異樣女子”。
作者一生慚恨的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此語何義？書中已有解答，即：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系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①
這說的是：“前身”為石，是無才而未能入選于補天的大功大業；“身後”托生，下世為人了，又是毫無建樹，虛生枉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此兩番經曆，皆為人視為“棄物”，故深自慚恨，不得已，故将才華抱負，傾注于一部稗史，十年辛苦，锲而不舍。此乃為“才”而痛苦流涕之言也。
雪芹對于他人，其重才惜才，書中用語時時流露，如：
“小才微善”——評諸女兒（謙抑之詞）。
“才自精明志自高”——探春的“判詞”。
“都知愛慕此生才”——鳳姐的“判詞”。
“氣質美如蘭，才華阜比仙”——妙玉的“判詞”。
“女子無才便有德”——李纨所受父訓（引來作為反語者）。
“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寶玉贊寶琴、李紋、李绮、岫煙等語。就連元春之“才選鳳藻宮”，也确切表明她是因“才”而被選的。
換言之，雪芹所寫諸女兒，一一具有過人之才，隻是表現方式、機會，各個不同罷了。
才，到底是什麼？今世似乎隻知才與文人詩家有聯，才華、才調、才思、才情……大抵如此；而不究“才”之本義實甚弘廣。《說文》中解之為“草木之初也”，可知這是指植物萌生的生命力量的表現，如與“英”對比，則英為外相之發揮至極至美，而“才”乃内部蘊蓄待展的強大生機生力。在舊時，對官吏的“考語”（鑒定），通常以“德、才、功、贓”四者為次，此才亦曰“才具”。如上司說某官是“才具平常”，即是指他的為政辦事的識見太平庸，不堪大用。此種舊例對我們理解“才”之真谛，卻很有用處。
這樣，“無才補天”的才，鳳姐、探春理事治家、興利除弊的才，當然就得到确識，而不再與“文才”“詩才”“風流才子”等意味混同牽合。
中華文化對“才”的認識與崇重，是來源最為古老的。如今還能看到的、反映在典籍中的重“才”思想，可舉《周易·說卦二》：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将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中華先民哲士，以天、地、人為“三極”。此三者各有“性命”，而各有其“才”之蘊涵（内在能量）。是以不妨稱呼我們中華的一種文化思想為“三才主義”。三者之中，人為萬物之靈，所謂“天地之心”者也，故人之“才”亦即天地人合一的最高級智能顯示。
而按照雪芹的哲思，則人之“才”尤以“兩賦”之“才”最為可羨可貴。但此可羨可貴之“才”，不為世俗庸人所知，故其遭遇命運，總歸于不幸與悲劇結局。此即《水浒》與《紅樓》的貌異而實同的共識與“和聲”。其意義之偉大，殆未易充分估量。
明代人将《三國》與《水浒》兩部小說合刻而名之為“英雄譜”，是已打破了帝王将相與草寇強人的政治界限了，一視同仁，許之皆為“英雄”，即超衆的人才。此一識見非常了不起，即在今日思之，令人猶覺驚歎；但其時文化意識還不能識及“脂粉隊中”亦有同質同才的“英雄”——是以那時也就還沒有《紅樓夢》之産生的可能，這一點最值得深思了。
若能從這一重大意義上來看雪芹的小說，那就會真正理解這位作家的偉大，是空前稀有的。
這個偉大，并非我們的虛詞泛頌，那是令我們的心神震撼、令人類一齊警醒領悟的一種特别輝煌的思想之偉大。
①“作奇傳”，當是後改筆，因“楊藏本”舊抄原作“作傳神”（失韻），明系“作神傳”之誤倒，本為“傳神寫照”之義，非重在“奇”也。詳見《石頭記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