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寫探春之興利除弊，同屬此旨。“戚序本”有一則回後總評，說道：
噫，事亦難矣！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賈母之愛，以王夫人之付托，以鳳姐之未謝事，暫代數月，而奸奴蜂起，内外欺侮，锱铢小事，突動風波，不亦難乎？以鳳姐之聰明，以鳳姐之才力，以鳳姐之權術，以鳳姐之貴寵，以鳳姐之日夜焦勞，百般彌縫，猶不免騎虎難下，為移禍東吳之計，不亦難乎？——況聰明才力不及鳳姐，權術貴寵不及鳳姐，焦勞彌縫不及鳳姐，又無賈母之愛，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撐前達後，不更難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業，每讀至此，不禁為之投書以起，三複流連而欲泣也！
我願天下關切“紅學”者深思而熟審，那種能引起批者這樣一種巨大感慨的一部書，難道其本旨隻是為了一個“空”和“脫”嗎？悟“空”而能“脫”的人，大約不會再灑淚研血而十年辛苦地去寫這“稗”史吧？
雪芹正是惜才痛才，深歎才之難、才之貴與才之不幸，故此他将一部小說的主眼化為一個美詞，題之曰“沁芳”。
“沁芳”者，“花落水流紅”之變換語言也。他痛哭閨中脂粉英才，一個個如殘紅落水，随流而逝，是一大象征，一大詠歎，一大抒寫。
然而，世人于“沁芳”（主景主脈之總命名）卻以為是并無所謂的“香豔”之飾詞，文人之绮習。豈不大可悲乎。
胡适之先生于20世紀20年代之初，始作《紅樓夢考證》，提出了“自叙傳”之說（此說清代早已盛行，胡氏不過是恢複，而非創始），而此考出後，“索隐派”衆多著述紛紛出版，以強大勢力表示反對，而30年前又遭到激烈批判；隻有魯迅先生一家在嚴肅的學術論著《中國小說史略》中給以肯定；最近國外研者承認此說者較前增多了，是非曆久始明。但以“自傳”之眼光讀《紅樓夢》者又易落于一個狹隘觀點：以為雪芹不過因身世坎坷，抱才不遇，故著此小說以發其牢騷不平之氣。總之，既屬“自傳”，便劃定為“個人”之喜怒哀樂了。此則雖也初獲正解（寫己，非罵人），卻又迷失了大旨深義——為人類“兩賦”異才之不幸而灑淚走筆。此即十分嚴重地縮小降低了雪芹的思想精神的廣度高度，說得嚴重些：也變成了一種錯解或“歪曲”。
胡先生那時還隻把雪芹的小說看成是一部叙寫“坐吃山空”“自然趨勢”的個人經曆。對于事物的認識，原本都有時代的階段層次的遞進與提高，對胡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見解本不須多加非議，但也要想到：《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鐵雲，卻早就識透了雪芹的“千紅一哭”“萬豔同悲”的大痛與深恨，在其自序中把這一要旨作為結穴（所謂“沁芳”者，亦即同義變換語）。兩相對照，就不能不佩服劉先生的高出一籌了。①
在劉氏之後，又曆百年而至今，不少人還是從哥妹“愛情”上來看待這部小說，的确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個最大的文化悲劇。
但是，更大的文化悲劇發生在乾隆朝的後期，即乾隆帝與其寵臣和珅等人合謀密計，将雪芹原稿八十回後的書文毀掉，另撰四十回，拼成僞“全”本，欺騙天下後世讀者，徹底篡改了原著的整體情節結構，而使之變成了一種“三角”式的“戀愛婚姻”小鬧劇，用以掩沒原書的不得已而涉及抄家入獄、賈氏家破人亡這一事件背後所隐示的政治情由，他們以為這對大清朝廷是不利的。其詳可看拙著《紅樓夢“全璧”的背後》一文。
這一事實，早在1794年（即程、高僞本初版之後二三年）俄國赴華的教團團長、漢學家卡緬斯基，已經在一部程本上批注：“道德批判小說，宮廷印書館出的。”此即明指當時為《四庫全書》設立的武英殿修書處的木活字刷印成了此書。這是皇家設備專用“印刷廠”，程僞本若非乾隆特許，焉能對一部小說如此特例寵幸？此本出後，士大夫“家置一部”（過去《石頭記》是禁書，并不敢公開流布），原是“官方批準”的了，方才大行其道。這種曆史真相，今世知者甚少，尚所不論，最奇的是近年有人公然宣揚“偉大的是高鹗（僞續本出籠作序的代表人物），不是曹雪芹”！
這，豈不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個更大的文化悲劇？
但尋繹到深處，真正的、最大的悲劇是什麼？既非索隐派、王國維、胡适之等人的解釋，也非捧高貶曹之流的卑陋之見，而是乾隆、和珅等人也并不能理解雪芹的博大崇高的思想境界，而誤以為隻不過是一種政治“抒憤”之作，故而殘酷陰險地将原著徹底損壞變質。
這就是曹雪芹《紅樓夢》的多層悲劇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巨大悲劇性之所在。
雪芹文化思想，在18世紀初期，對中國文化是一種啟蒙和革命的思想，其價值與意義和他的真正曆史位置，至今還缺乏充分深入的探索和估量。整整90年前陳蛻先生提出了雪芹是一“創教”的偉大思想家的命題。創教者，必其思想境界之崇偉博大異乎尋常而又前無古人，如孔子、釋迦等人方能膺此光榮稱号者也，陳蛻所見甚是。而90年中，并無一人知其深意而予以響應支持，則不能不為民族文化識見之趨低而興歎緻慨。本文不揣淺陋，聊貢愚衷，希望抛磚引玉，不勝企幸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