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分析雖有道理（陳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處），但總體結論很有偏頗。
這樣的論斷同一般讀者的閱讀印象，距離實在太遠了！也和金庸小說的創作實際，距離太遠了！
金庸小說共十五種三十六冊，創作和改定的時間前後長達十七年。
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創作《書劍恩仇錄》之初，就設想好未來要寫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題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樣構成一個龐大的形象體系或思想流程；而隻能是寫一部構想一部（能多構想一兩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複自己而已。
武俠小說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體設計，恐怕隻能視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與周圍人物的相互關系，作品情節發展與主題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設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順序排列的結果。
況且作品實際情況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來越低”。
以金庸較晚的幾部小說主人公為例：《天龍八部》中段譽是大理國王子，他自己對鐘靈說：從小“爹爹請了一位老師教我念四書五經、詩詞歌賦，請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經”(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養；喬峰、虛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過一點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現的楊過、狄雲、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後的《鹿鼎記》，主人公除韋小寶外，還應該算上一個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與郭靖、喬峰并列為“男主角”
(7)）。
金庸小說确有對中國傳統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決沒有陳墨先生所說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傾向。
至于金庸思想有沒有劉衛國先生所稱從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終端卻是對傳統文化“徹底的絕望”這樣一個“流程”
呢？恐怕也不存在。
理由是金庸從《書劍恩仇錄》開始，實際上對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揚棄，既有繼承又有批判。
後來他又研讀佛經，也剖析世俗文化，卻同樣沒有全盤地接受，當然也無所謂“徹底的失望”。
金庸創作武俠小說，已過“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體已經打好，思想也趨于穩定和比較成熟，傳統文化在他的小說中是以綜合和融彙的形态存在的（這才使讀者感到他的小說具有豐富厚實的文化氣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說創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後探索市民文化與世俗文化，最終走向虛無、絕望。
這些說法恐怕都是研究者為追求建立某種“體系”而對金庸作品求之過深、走向偏頗的結果。
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中，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
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者，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
”(8)這裡說的雖是古代哲學史研究，其實在方法論上有普遍意義，對金庸小說與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樣适用的。
二
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裡是以綜合的形态存在的，這包括多層含義。
首先，指金庸小說中的傳統文化由多元所構成，儒、道、墨、法、釋乃至兵法家等各種思想成分都有。
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過藝術形象着重體現或發揮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幾家的若幹觀點，他本人卻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執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
金庸的傳統文化觀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
因此，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往往不是單個地分離地存在的。
比方說，他的小說贊美了儒墨兩家的人生态度，同時卻又肯定了佛道兩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種儒墨與佛道互補的态度。
令狐沖那麼狂放灑脫，對師父卻總是畢恭畢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體現，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觀念的不自覺流露。
在愛國、重義、盡孝、尊師、守信這類基本道德觀念方面，金庸小說從儒墨兩家吸取很多，但在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選擇上，作品又頗多佛道兩家的思想。
了解傳統文化問題上的這種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說内容、防止和避免簡單化論斷的關鍵之一。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在我們今天看來，他們的學說各自代表社會要求的一個側面。
雖然相互間激烈地進行着争論和鬥争，卻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關系，倒是各有優長，可以相互補充。
儒家強調個人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主張從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來保證“禮治”、實行“仁政”，以維持既定的社會秩序。
孔子不贊成法治，而主張德治，他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9)又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10)可見，他認為主要應該從道德教育上解決問題（所謂“克己複禮為仁”）。
但道德教育當然不是萬能的，孔子沒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