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堕皆以敬，家事消亡首罪甯。宿孽總因情！
[說明]
這首曲子是寫秦可卿的。曲名“好事終”的“好事”特指男女風月之事，是反語。
[注釋]
1.“畫梁”句——暗指秦可卿在天香樓懸梁自盡。
2.擅風情，秉月貌——自恃風月情多和容貌美麗。全句說，後來賈府之敗，根源可以追溯到這一點上。
3.箕裘(jiqiu基球)頹堕——舊時指兒孫不能繼承祖業。箕是簸箕，裘是皮袍。《禮記·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意思是說，善于冶煉的人家，必定先要子弟學會做簸箕，為弄木竹、獸角作準備。後人因以“箕裘”比喻祖先的事業。敬，指賈敬。他頹堕家教，放任子女胡作非為，養了個不肖之子賈珍，而賈珍則“亂倫”與兒媳私通。
4.家事——家業。甯——甯國府。
5.宿孽——原始的罪惡，起頭的壞事，禍根。
[鑒賞]
秦可卿本是被棄于養生堂的孤兒，她從抱養她的“寒儒薄宦”之家進入賈府以後，就堕入了罪惡的淵薮。她走上絕路是賈府主子們糜爛生活的惡果，其中首惡便是賈珍這類人形獸類。
曲子有一點是頗令人思索的，那就是秦可卿在小說中死得較早，接着還有元春省親、慶元宵等盛事，為什麼要說她是“敗家的根本”呢？難道作者真的認為後來賈府之敗是像這首曲子所歸結的“宿孽總因情”嗎？四大家族的衰亡是社會的、政治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封建統治階級的生活腐朽、道德敗壞也是其階級本性所決定的。縱然曹雪芹遠遠不可能有這樣的認識，又何至于把後來發生的重大變故的責任全推到一個受賈府這個罪惡封建家庭的毒氛污染而喪生的女子身上，把一切原因都說成是因為“情”呢？
原來，這和十二支曲的《引子》中所說的“都隻為風月情濃”一樣，隻是作者有意識在小說一切人物、事件上蓋上的瞞人的印記。作者在很大程度上為了給人以“大旨談情”的假象，才虛構了太虛幻境、警幻仙子的。但是，這種“荒唐言”若不與現實溝通，就起不了掩護政治性的真事的作用。因而，作者又在現實中選擇了秦可卿這個因風月之事敗露而死亡的人，作為這種“情”的象征，讓她在寶玉夢中“幻”為“情身”，還讓那個也叫“可卿”的仙姬與钗、黛的形象混為一體，最後與寶玉一起堕入“迷津”，暗示這是後來情節發展的影子，以自圓其“宿孽因情”之說。當然，作者思想是充滿矛盾的，以假象示人是不得已的，所以他在太虛幻境入口處寫下了一副對聯，一再警告讀者要辨清“真”、“假”、“有”、“無”。試想，馮淵之死明明寫出兇手是薛蟠，卻偏又說“這正是夢幻情緣”、“前生冤孽”。張金哥和守備之子雙雙被迫自盡，明明寫出首惡是王熙鳳，卻偏說他們都是“多情的”，又制造“情孽”假象。就連心如“槁木死灰”的李纨、“戡破三春”遁入空門的惜春、“從未将兒女私情略萦于心上”的史湘雲，作者也統統讓她們在挂着“可憐風月債難償”的對聯的“孽海情天”中注了冊，這個“情”（風情月債）不是幌子又是什麼？
我們已經知道，賈府後來發生變故的直接導火線在榮國府，獲罪而淹留在獄神廟的寶玉、鳳姐都是榮國府的人。寶玉的罪狀不外乎“不肖種種承笞撻”時傳的那種口舌。寶玉固然有沾花惹草的貴族公子習氣，但決不至于象賈珍父子那樣無恥，使這一點成為累及整個賈府的罪狀，當然是因為在政治鬥争中敵對勢力要盡量抓住把柄來整治對方。現在偏要說這是風月之情造的孽，并且把它歸結到它的發端——秦氏的誘惑。但即使就這個起因來說，也不能不指出，這一切甯府本來就更不象話。比如，若按封建禮法頹堕家教論罪，賈敬縱容子孫恣意妄為，就要比賈政想用嚴訓教子就範而無能為力更嚴重，更應定為“首罪”。王熙鳳的弄權、斂财、害命，也起于她協理甯國府。賈珍向王夫人流淚求請鳳姐料理喪事，縱容她“愛怎樣就怎樣，要什麼隻管……取去”，使她忘乎所以。鐵檻寺受賄害命後，“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來”。而辦這樣奢靡的喪事，又因為賈珍、賈蓉與死者有特殊的關系。鳳姐計賺尤二姐、大鬧甯國府，事情也起于賈珍、賈蓉，而賈蓉又與鳳姐有着不可告人的關系，他還是與鳳姐最親的秦氏的丈夫哩！然而，盡管如此，“風情”“月貌”以至于秦可卿本人，都不過是作者用來揭示賈府中種種關系的一種憑借，賈府衰亡的前因後果自有具體的情節會作出說明的，這就像作者在具體描寫馮淵、張金哥之死的情節時毫不含糊一樣。秦可卿“判詞”和曲子中的詞句的含義，要比我們草草讀去所得的表面印象來得深奧，就連曲名“好事終”，我們體會起來，其所指恐怕也不限于秦氏一人，而可以是整個賈府的敗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