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宗人府定例甚嚴，懼而不報，亦未可定”，并舉實例：“原任内大臣覺羅他達為上驷院大臣時，因子衆多，将棄其妾所生之子，包衣佐領鄭特聞之，乞與收養，他達遂與之……”可見規定是規定，即使是皇帝親自定的，也保不其有因這樣那樣緣故，而暗中違忤的。
我對秦可卿之真實身份乃一被賈府藏匿的宗室後裔的推斷，是根據曹家在那個時代有可能作出此事的合理分析，因為誰都不能否認，曹家在康熙朝所交好的諸王子中，偏偏沒有後來的雍正皇帝，卻又偏偏有雍正的幾個大政敵，這幾個政敵“壞了事”，自然牽連到曹家，曹家巴不得他們能勝了雍正，也很自然，就是後來感到“大勢已去”，想竭力巴結雍正，也還暗中與那幾個“壞了事”卻也并未全然灰飛煙滅的人物及其黨羽聯絡，從幾面去政治投資，也很自然。
希望随着有關曹家的檔案材料的進一步發現，《紅樓夢》中的秦可卿與賈元春這兩個重要人物的生活原型，能以顯露出來，哪怕是雲中龍爪、霧中鳳尾。
第四個層次，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人文環境。
《紅樓夢》不是一部政治曆史小說，曹雪芹明文宣布他寫此書“毫不幹涉時世”，他也确實是努力地擺脫政治性的文思，把筆墨集中在“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的情愫上，而且在具體的文本把握上，他淡化了朝代特征、滿漢之别、南北之分，使這部巨著的風格極其詩化而又并非“史詩”。
但這部書的創作卻又偏偏打上了極其鮮明與深刻的時代印記，在在顯示出作家所處的人文環境是如何地制約着他的創作，而作家又如何了不起地超越了這一制約，在“文字獄”罪網密布的情況下，用從心靈深處汩汩流出的文字，編織出了如此瑰麗的偉大巨著。
秦可卿這一形象，正充分體現出了作者在艱難險惡的人文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