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能以無遮攔的真性情相對，并無意中大大激活了我解讀妙玉那招人嫌厭的乖僻性格的決心。
王蒙的研“紅”，是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鹗的續書作為一個整體來發言的，無探佚之意；我則把高續視為與曹雪芹原著原意不相幹，甚至大相徑庭的另一回事；妙玉在前八十回中隻露出“過高”、“過潔”的一面，八十回後曹稿無存，而高續大加荼毒，也難怪不少讀者對她嫌厭，甚至視為“假惺惺”。
我曾在１９９８年，兩次撰文探讨妙玉性格及命運的底蘊，都發表于《解放日報》、《朝花》副刊，現在把完成的《妙玉之死》和那兩篇文章對照，可以看出我的思路是在不斷地調整。
我覺得我在《妙玉之死》中，對妙玉性格的形成、發展，以及那放誕詭僻的性格最終怎樣開放出凄美至善的人性花朵，做到了綿密細緻地層層推進，并自圓其說。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妙玉之吟，有“芳情隻自遣，雅趣向誰言”之歎；我這探佚小說，至多隻是對曹公雅趣的一種刻意靠近罷了，但正如“疑義相與析”一樣，曹公如此刻畫妙玉性格命運的雅趣，也需要我們相與究析；我期待着同好的批評指正、诘駁論辯。
有人問我：你從事“紅學”探佚，寫這三钗之死，難道沒有某種對現實的關照寄托于内麼？那種狹隘的“關照”，如影射、比附，是沒有的。
但廣義的、深層的關照，又是不言而喻的。
這些“紅學”探佚文字裡，融化着我的生命體驗。
我早在１９７８年，就寫過一篇現實題材的短篇小說《我愛每一片綠葉》，從内心深處呼籲尊重個性，二十多年來，這訴求一直貫穿在我的文字中，如最近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非虛構長篇小說《樹與林同在》，更強化着這一旋律。
我坦承，自己的性格是比較孤僻、比較難于被泛泛接觸的人理解與容納的，因此，解開妙玉那“讨人嫌”的性格内核中的人性之謎，于我來說，也确有某種特殊的迫切性。
既然“性格即命運”，那麼，我的性格，我的直面現實的文字，乃至我的“紅學”探佚小說，融為一體，正是我無可逭逃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