膚淺和“過時”了吧。
奕繪在年方十幾歲時，即有一首題詠《石頭記》的七律詩[注八]，他寫道：
夢裡因緣那得真？名花簇影玉樓春。
形容般若無明漏，示現毗盧有色身。
離恨可憐承露草，遺才誰識補天人？
九重運斡何年阙？拟向娲皇一問津。
這位清中葉青少年貴公子，讀罷芹此書，最主要的感歎是什麼？一起是“因緣”(注意，此乃佛家語義，不與“姻緣”相混)，而後是哲理(人生觀)，雖然也涉及了“離恨”，但最後三句(即一篇的總結穴)，卻歸于慨歎補天之才之志而無所施用——一點兒也沒有“色空觀念”一腔感發竟是願去自薦補天的入世思想。
他深惜“遺才”的棄置，亦即人材的命運與遭際的問題！這種曆史現象，現今的“紅學家”就很少知道，也不必體會了。
然而，現在既知，雖為時稍遲，也還并非全晚，問題在于：我們不是到了應該再作沉思的曆史時刻了嗎？
壬申4月26日寫訖于燕都東郊之廟紅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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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鄂爾泰本人曾任内務府員外郎、郎中，其子鄂容安(本名鄂容，皇帝賜改容安)于乾隆八年因仲永檀一案入獄，也是内務府慎刑司審治。
鄂家親戚高斌，亦内務府人。
皆可證。
[注二]此案于乾隆二十年之二月開始，密旨令劉統勳等大員嚴查，極為緊張峻厲。
乾隆帝為此頒發了一道很長的上谕，訓戒八旗，其中有雲：“……乃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為詩歌，動以浮誇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滿洲，世受國恩，乃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往複唱和，實為喪心之尤！……着将此通行傳谕八旗，……倘有托名讀書，無知妄華，哆口吟詠，自蹈嚣淩、惡習者，朕必重治其家！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
”觀此方知雪芹等人以詩為朋輩推服(“詩膽如鐵”)可是在何等政治氣氛下而為之的！
[注三]1962年我同舛髟５較山健銳營請詢老旗人張永海，人傳他知道一些關于曹雪芹的傳說。
當時實況是：張之講述十分簡單、樸素，其中也有附會或不合史實之處，但他初無編造之意；後來因有人追求過甚，于是引發了一些“補充”，并且使别人也“順藤摸瓜”，如滾雪球，“傳說”竟到了“說評書”的規模和樣式，此與張永海實在無關，應當分别審辨。
張雲：曹雪芹住于鑲黃旗營後邊，有友人名叫“鄂比”，能畫。
曹、鄂是因“撥旗歸營”而來到這兒的。
他對此并無更多的解釋或描述。
後有人說，所謂“撥旗歸營”，是指一案同犯的罪人“下放”到兵營當差。
昔年因無可佐證，置之不論可也。
如今想來，或許這說明了雪芹之遷居西郊，與鄂昌一案有關，因為年代也很吻合。
當然這也隻是推測，記之以備參考。
[注四]參閱拙著《紅樓夢新證》、《曹雪芹小傳》等書，雪芹小說現存80回書，依年份推考，恰到乾隆四年為止。
此一現象至堪注目。
[注五]此事史實經過之所據，系金啟孮著《漠南集》與他為奕繪《未冠集·寫春精舍詞集》所作的序言。
[注六]如“注二”所叙，張永海隻領我們踏看廂黃旗前後附近一帶，并不引觀正白旗，隻遙指一房，說“那是正白旗印檔房”，即兵營小官的辦事處，亦即後來舒成勳宣稱那就是雪芹“故居”那所很具格局的院子、與一般旗兵小營房不同，乃營官所居。
但近年來很多人把這處地方叫成“正白旗村”，并雲即雪芹著書之“黃葉村”。
殊不知在乾隆十幾年上剛建的新營，規模巨大，哪裡會有個營内的“村’？所謂“正白旗村”者，隻是民國以來清代兵營廢撤以後，旗兵變為平民身份，所居之處這才劃分為某某“村”的。
同理，“健銳營”三字也隻是後來變成的—個曆史地名而已。
更令人詫異的是“傳說”中還說：正白旗佐領有求于雪芹，是到雪芹家去“請曹先生”，等等，雲雲。
其自相矛盾，不可究诘之言，不勝枚舉。
我們有些不明白清代曆史制度的人，當作“新聞”聽聽自然可以，但這與學術研究是兩回事，務宜嚴辨。
[注七]參閱拙著《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之中編。
永琪、綿億、奕繪，三代皆為異才。
永琪原為乾隆預定嗣位人，不幸早亡。
綿億病弱，但博通百家，連《荀子》、《淮南子》都背誦如流，使昭梿駭佩服。
奕繪則精通百藝，十幾歲的詩文，水平已經很高，如無實物尚存，現代人是很難置信的。
但清代确實出現了一大批這樣的異才，雪芹則是其間的一個優異者。
[注八]奕繪此詩，十分名貴，可注意者，他仍題書名為“石頭記”，通體用佛語及神話寓言托意。
而實乃感歎雪芹其人與自己有相似相通之處，結穴是遺才之慨，而非“愛情”之恨。
“因緣”亦佛家語。
“般若”、“昆盧”一聯，已深明雪芹是大智慧人，而仍不能不托言以抒其悲歡衰樂之情，以世間色相之表以寫其本真之“裡”。
體悟甚深，而其時奕繪不過一弱冠青年，後世人所萬萬不能想象與置信者端在于其天姿學識之相去懸遠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