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裡了呀!
車很清靜，那時上京的人看來不多。
落座不久，一位探親假回京的同事上來了——卻遞給我一封信，看時，竟是家兄祜昌寄到幹校的信函，不禁喜上加喜。
不知哪位好人見信到了，知我已行，竟讓那同事(姓袁)捎了來。
我到京時，乃是1970年的9月5日的上午。
“山妻”見我回來，當然隻以為是12天的探親例假之幸了。
及至我對她說：“我不用再回湖北了!”她十分驚訝——因為她曾向“知情”的某司機打聽過：“這些下幹校的，還能回得來嗎?”得到的答語是：“多半是回不來了!”
我持公函到文化部(還是老樓，位于朝陽門内大街)報到。
傳話入内後，出來一位“留守”同志，他看了公函，立刻打電話——我當然不知是給誰，隻聽見一兩句：“……周總理指示的，這很重要……”
但誰也不知應把我“安插”在何處。
後來，讓我暫在原單位“挂着”等候。
人民文學出版社隻有幾位“留職”者專司印制“樣闆戲”，在底樓。
二樓皆空，給我一間屋，裡面已塵積寸許!
我在那辦公處，無“公”可“辦”。
這時，我太“自由”了，誰也不敢來“管”我了。
連軍宣隊的長官見了我，也客氣地說：“周汝昌同志，你還要繼續革命呀!”(那是當時的一句新口号，能膺此語的，已不再是“犯錯誤”、“有罪行”的壞分子了。
)
此前此後，轟動了幹校，皆不知我是“多大來頭”。
以緻謠言四起編造故事。
這是奇事，彼時正在大力加緊催辦繼續下幹校，不許逃避——原指示“老弱病殘”除外，到此一概不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得改變。
試想，此時此際，怎麼一個區區的周汝昌，卻會由周總理專電調回呢?!
大家猜謎。
羨者，妒者，捧者，暗害者……世态盡呈于我身邊左右。
“工宣隊”也曾讓我寫個報告，訴訴想做什麼工作，以便上達。
可是這份報告也了無下文，是未呈?是遭人扣押?不久“工宣隊”也走了，我去問誰?茫然惘然。
無“公”可“辦”時，代社長王緻遠忽抱來一批郭小川的詩集，讓我看看。
又曾陪郭小川來看我。
他見桌上擺着的詩集子，說：“這些東西，都不能再出了。
”我不敢妄答，以苦笑報之。
詩曰：
幹校驚雷萬衆疑，書生“何術”遞文詞?
人心夷險真難測，感謝窗中女票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