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八旬，記憶力銳減，真是往事如煙如霧，飄渺依稀起來。
不過有些印象深的事，卻不會忘記。
1952年至1954年，我在成都華西大學、四川大學外文系當了兩年講師。
因1953年之秋《新證》問世，聶绀弩先生見之有緻賞之心，遂煩林辰先生函邀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去工作。
我當然願意進京。
川大不放行，馮雪峰社長請中宣部下調令，幾經力争，方得如願。
我于1954年春夏之交，回到北京。
到京後給我的宿舍在東城東四牌樓十二條胡同以北的門樓胡同，三間正房。
報到之前，聶绀弩同志來看我，是和舒蕪先生一同來的。
這次來，隻是觀看一下住處情況，未落座，也未多談。
兩個細節記憶猶清：聶公見我在正北牆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舊有雄文懸北阙，近無老屋在南山”(歐楷甚佳，已忘書者姓名)，他便立刻說：應改——改為“近有雄文懸北阙，舊無老屋在南山”。
他的敏思讓我驚佩(因他改上句是指拙著《紅樓夢新證》剛問世不久，而改下句又暗示他已知我的“家底”、“出身”了)。
舒蕪老兄那次初會未說什麼，隻言：“我若知道社裡還有這麼好的房子，我早來(住)了!”
及至上班後，又與他是同一辦公室。
記得是向南的窗，兩桌分列，他東我西。
隔壁是張友鸾與顧學颉。
因此舒兄曾示我戲語曰：這屋是“不作周方”，那屋是“東張西顧”。
上句運用《西廂》“不作周方，埋怨煞你個法聰和尚!”——他本姓方，故巧用“周方”一語。
另句即又變用“東張西望”的俗語而隻改一字，切合了張、顧二姓(顧也合“顧盼”之義也)。
初來之人，好比新媳婦剛入手，一切新鮮，故這些瑣語細節也忘它不了。
我到班之後，聶公給我的第一個工作任務是“恢複”《三國演義》裡被删的題詠詩。
他說：“毛主席指示，那些詩不能删，要恢複原文。
”(因該社已印的版本擅将那些詩句删掉了，以為“無用”雲……)
我補完詩後問他：要不要再核校一下正文?他說：那就校校吧。
他的話總是這種簡而不繁的語式。
我一校之後，校出大量問題，改正之後，寫了一份很長的工作報告，交與聶公。
不久他将報告給我送來，面有喜色，說：“報告大受稱贊!你寫篇文，給《光明日報》替新版宣傳宣傳!”後知乃是受到了巴人的稱贊
。
我寫了文，由社方交《文學遺産》版刊出了，見署名是“孫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