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25日，接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浦安迪(AndrewH.Plaks)教授的來函并論文打印本。
他是小說叙事美學的專家，兼通漢學，尤其對中國明清章回小說有獨到的研究，是我佩服的學友。
他的新論文的命題是:《紅樓夢與“奇書”文體》(此論文是用中文撰寫的)。
他寫于10月10日的來劄中說:
祝頌您和阖府近來迪吉。
上月在北京出席中國小說會議時，未能前往拜訪緻敬，心有歉懷。
（引者按:他前此不久到京曾來晤談。
這二次來時，也曾電話詢問，欲謀一面。
但因我外出，未能如願。
）現将與會的小論文一份寄奉，如您有片刻之暇而一寓目，則您會看出我對本主題的思路是受了您那部對《紅樓夢》的重要闡釋的著作的啟迪。
——引者譯自原英文信件。
浦教授指的是拙著《紅橫夢與中華文化》一書。
此書雖于1989年出版（北京、台北分出），但我于1987年4月1日曾到普林斯頓大學，在校中的“壯思堂”作了《紅樓夢結構學》的演講，引起了聽衆的注意。
那次浦教授是邀請人和主持者，雖然他早就研究小說結構學,但我的結構論可能增添了他的思考意興而我那本書，也就是彼時在海外動筆撰寫的。
浦教授寄來的論文，非常重要，本章文字即拟就此略作介述，并參以讨論。
因為要講《紅樓》藝術，這實在是一個關鍵的環節，也是研究界的一項嶄新的課題，在我們之前，是無人從這個角度做過研讨的。
浦教授首先緻憾于一點:中國的小說名著“四大奇書”(《三國》、《水浒》、《西遊》、《金瓶》)的體裁與文格，至今還沒有一個特定的名稱，——光是叫它“古典小說”、“章回小說”是太寬泛、太不足以标示其特點了。
因此，他創立了一新名詞:“奇書文體”。
這是一個很新的文學概念，它似乎可以與“唐傳奇”、“元雜劇”等成為“平起平坐”的具有極大特色的文體分類。
它是否百分之百的完美而無語病?當然可以讨論，但我覺得這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性與方便性。
然後他就在論文中以主要的篇幅集中在結構分析上，将《紅樓夢》與四大奇書順次比較:規其規律與先後繼承的迹象。
這疑疑是一種科學的文學研究方法。
他很重視“太平閑人”張新之評點《紅樓夢》的一種見解，以為雪芹作書是“脫胎在《西遊記》，借徑在《金瓶梅》，攝神在《水浒傳》”。
慨歎治文學史者對此置之不理。
他文為“脫胎”之說引及了宋人黃庭堅論詩有“脫胎(一作‘奪胎’)換骨”之說，并解釋道:
黃氏之言的原意似乎在于指出詩詞創作過程中之化身蛻形而“脫胎”二字則借自佛理輪回思想中的投胎托生觀念，可以解釋為繼承不滅的詩體本位。
如果我們再引伸這種出于自然生育的生物學比喻，那“胎”字就表示一本有機生物從母體接承的胎形，用遺傳學的話語便是細胞基因編制的深層結構程序，即是宰制有機體日後發育約遺傳密碼。
現在拿這比喻去回顧《紅樓夢》的創作過程，我們可以設說這部書從小說傳統的母體所承受的骨肉，主要是屬于結構方面。
這段話從中國小說發展史上指出了小說結構學的異常的重要性。
這在西方，也許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吧?——他接着說：換句話說，我以為《紅樓夢)從《水浒》《西遊》和《金瓶梅》繼承的美學模範可以歸結為一種特定的文體。
他一向對此特定文體還沒有一個必要的專稱而抱憾。
他曾在專著《明代四大奇書》中稱之為“文人小說”，用意是來區别于真正的“通俗小說”。
他說:“我把這一組作品〔引者按:指四大書加上清代的《紅樓》與《儒林》)泛稱為‘文人小說’，以強調這一文類，無論是它的美學手法或是它的思想抱負，都反應〔引者按:原文如此，不作“反映”)明清讀書人的文學修養。
”“我取‘文人小說’這名稱的用意，并非要否認四大奇書演變自民間文化裡的通俗叙述資料這一事實，而隻是特指這些作品的最完整的‘寫定述’〔１〕——即嘉靖和萬曆年間問世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浒傳》、《金瓶梅詞話》以及世德堂本《西遊記》—迥别于那些先後通行、名副其實的通俗小說，這一組的寫定本，觀其刊刻始末、版式插圖、首尾貫通的結構、變化萬端的叙述口吻等等，都是一門與市井說書傳統懸殊的深奧文藝。
因此我覺得無妨借取‘文人畫’、‘文人劇’‘的用法，來推類标榜這幾部小說特殊文化背景，以免辜負其文人作家的藝術成就和苦心雅意。
”
我早就表示過，浦教授作為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