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聞私語，月落如金盆。
”那時候所說的，不是心腹話也是心腹話了吧？我不預備裝摸作樣把我這裡所要說的當做鄭重的秘密，但是這篇文章因為是被編輯先生催逼着，倉促中寫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擇言了，所寫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遠在那裡的，可以說是下意識的一部分背景。
就當它是在一個“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訴你聽的吧！
今天早上房東派了人來測量公寓裡熱水汀管子的長度，大約是想拆下來去賣。
我妨站不由得感慨系之，說現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頭，隻顧一時，這就是亂世。
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沒有真的家。
然而我對于我姑姑的家卻有一種天長地久的感覺。
我姑姑與我母親同住多年，雖搬過幾次家，而且這些時我母親不在上海，單剩下我姑姑，我的家對于我一直是一個精緻完全的體系，無論如何不能讓它稍有毀損。
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塊玻璃，照樣賠一塊要六百元。
而我這兩天剛巧破産，但還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來。
近來不知為什麼特别有打破東西的傾向。
(杯盤碗匙向來不算數，偶爾我姑始砸了個把茶杯，我總是很高興地說：“輪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陽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門推不開，把膝盞在門上一抵，豁朗一聲，一塊玻璃粉粉碎了，膝蓋上隻擦破一點皮，可是流下血來，直濺到腳面上，搽上紅藥水，紅藥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
給我姑姑看，她彎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緻命，就關切地問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塊。
因為現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細密完全的，而我隻是在裡面撞來撞去打碎東西，而真的家應當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長的，我想起我從前的家了。
第一個家在天津。
我是生在上海的，兩歲的時候搬到北方去。
北京也去過，隻記得被傭人抱來抱去，用手去揪她頸項上松軟的皮——她年紀逐漸大起來，頸上的皮逐漸下垂；探手到她頒下，漸漸有不同的感覺了。
小時候我脾氣很壞，不耐煩起來便抓得她滿臉的血痕。
她姓何，叫“何幹”。
不知是哪裡的方言，我們稱老媽子什麼幹什麼于。
何幹很像現在時髦的筆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蕭伯納的戲：《心碎的屋》，是我父親當初買的。
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題識：
天津，華北。
一九二六。
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張。
我向來覺得在書上鄭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無聊，但是新近發現這本書上的幾行字，卻很喜歡，因為有一種春日遲遲的空氣，像我們在天津的家。
院子裡有個秋千架，一個高大的丫頭，額上有個疤，因而被我晚做“疤丫丫”的，某次蕩秋千蕩到最高處，忽地翻了過去。
後院子裡養着雞。
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紅挑子紗短衫，紅褲子，坐在闆凳上，喝完滿滿一碗淡綠色、澀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謎語書，唱出來，“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
”謎底是剪刀。
還有一本是兒歌選，其中有一首描寫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隻記得一句“桃核桃時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兒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個青石砧，有個通文墨，胸懷大志的男底下人時常用毛筆蘸了水在那上面練習寫大字。
這人瘦小清秀，講《三國志演義》給我聽，我喜歡他，替他取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
毛物的兩個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
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簡稱“毛娘”。
毛娘生着紅撲撲的鵝蛋臉，水眼睛，一肚子“孟麗君女扮男裝中狀元”，是非常可愛的然而心計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後來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負。
當然我那時候不懂這些，隻知道他們是可愛的一家。
他們是南京人，因此我對南京的小戶人家一直有一種與事實不符的明麗豐足的感覺。
久後他們脫離我們家，開了個雜貨鋪子，女傭領了我和弟弟去照顧他們的生意，努力地買了幾隻劣質的彩花熱水瓶，在店堂樓上吃了茶和玻璃罐裡的糖果，還是有一種豐足的感覺。
然而他們的店終于蝕了本，境況極窘。
毛物的母親又怪兩個媳婦都不給她添孫子，毛娘背地裡抱怨說誰教兩對夫婦睡在一間房裡，雖然床上有帳子。
領我弟弟的女傭喚做“張幹”，裹着小腳，伶俐要強，處處占先。
領我的“阿幹”，因為帶的是個女孩子，自覺心虛，凡事都讓着她。
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輕女的論調，常常和她争起來，她就說：“你這個脾氣隻好住獨家村！希望你将來嫁得遠遠的——弟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