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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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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聞私語,月落如金盆。

    ”那時候所說的,不是心腹話也是心腹話了吧?我不預備裝摸作樣把我這裡所要說的當做鄭重的秘密,但是這篇文章因為是被編輯先生催逼着,倉促中寫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擇言了,所寫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遠在那裡的,可以說是下意識的一部分背景。

    就當它是在一個“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訴你聽的吧! 今天早上房東派了人來測量公寓裡熱水汀管子的長度,大約是想拆下來去賣。

    我妨站不由得感慨系之,說現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頭,隻顧一時,這就是亂世。

     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沒有真的家。

    然而我對于我姑姑的家卻有一種天長地久的感覺。

    我姑姑與我母親同住多年,雖搬過幾次家,而且這些時我母親不在上海,單剩下我姑姑,我的家對于我一直是一個精緻完全的體系,無論如何不能讓它稍有毀損。

    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塊玻璃,照樣賠一塊要六百元。

    而我這兩天剛巧破産,但還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來。

    近來不知為什麼特别有打破東西的傾向。

    (杯盤碗匙向來不算數,偶爾我姑始砸了個把茶杯,我總是很高興地說:“輪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陽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門推不開,把膝盞在門上一抵,豁朗一聲,一塊玻璃粉粉碎了,膝蓋上隻擦破一點皮,可是流下血來,直濺到腳面上,搽上紅藥水,紅藥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

    給我姑姑看,她彎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緻命,就關切地問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塊。

     因為現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細密完全的,而我隻是在裡面撞來撞去打碎東西,而真的家應當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長的,我想起我從前的家了。

     第一個家在天津。

    我是生在上海的,兩歲的時候搬到北方去。

    北京也去過,隻記得被傭人抱來抱去,用手去揪她頸項上松軟的皮——她年紀逐漸大起來,頸上的皮逐漸下垂;探手到她頒下,漸漸有不同的感覺了。

    小時候我脾氣很壞,不耐煩起來便抓得她滿臉的血痕。

    她姓何,叫“何幹”。

    不知是哪裡的方言,我們稱老媽子什麼幹什麼于。

    何幹很像現在時髦的筆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蕭伯納的戲:《心碎的屋》,是我父親當初買的。

    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題識: 天津,華北。

     一九二六。

    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張。

     我向來覺得在書上鄭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無聊,但是新近發現這本書上的幾行字,卻很喜歡,因為有一種春日遲遲的空氣,像我們在天津的家。

     院子裡有個秋千架,一個高大的丫頭,額上有個疤,因而被我晚做“疤丫丫”的,某次蕩秋千蕩到最高處,忽地翻了過去。

    後院子裡養着雞。

    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紅挑子紗短衫,紅褲子,坐在闆凳上,喝完滿滿一碗淡綠色、澀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謎語書,唱出來,“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

    ”謎底是剪刀。

    還有一本是兒歌選,其中有一首描寫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隻記得一句“桃核桃時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兒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個青石砧,有個通文墨,胸懷大志的男底下人時常用毛筆蘸了水在那上面練習寫大字。

    這人瘦小清秀,講《三國志演義》給我聽,我喜歡他,替他取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

    毛物的兩個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

    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簡稱“毛娘”。

    毛娘生着紅撲撲的鵝蛋臉,水眼睛,一肚子“孟麗君女扮男裝中狀元”,是非常可愛的然而心計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後來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負。

    當然我那時候不懂這些,隻知道他們是可愛的一家。

    他們是南京人,因此我對南京的小戶人家一直有一種與事實不符的明麗豐足的感覺。

    久後他們脫離我們家,開了個雜貨鋪子,女傭領了我和弟弟去照顧他們的生意,努力地買了幾隻劣質的彩花熱水瓶,在店堂樓上吃了茶和玻璃罐裡的糖果,還是有一種豐足的感覺。

    然而他們的店終于蝕了本,境況極窘。

    毛物的母親又怪兩個媳婦都不給她添孫子,毛娘背地裡抱怨說誰教兩對夫婦睡在一間房裡,雖然床上有帳子。

     領我弟弟的女傭喚做“張幹”,裹着小腳,伶俐要強,處處占先。

    領我的“阿幹”,因為帶的是個女孩子,自覺心虛,凡事都讓着她。

    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輕女的論調,常常和她争起來,她就說:“你這個脾氣隻好住獨家村!希望你将來嫁得遠遠的——弟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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