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摸地！摸地！”哪兒有空隙讓人蹲下地來呢？但是我們一個磕在一個的背上，到底是蹲下來了。
飛機往下撲，砰的一聲，就在頭上。
我把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會，才知道我們并沒有死，炸彈落在對街。
一個大腿上受了傷的青年店夥被擡進來了，褲子卷上去，少微流了點血。
他很愉快，因為他是群衆的注意集中點。
門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門捶不開，現在更理直氣壯了，七嘴八舌嚷：“開門呀，有人受了傷在這裡！開門！開門！”不怪裡面不敢開，因為我們人太雜了，什麼事都做得出。
外面氣得直罵“沒人心。
”到底裡面開了門，大家一哄而入，幾個女太太和女傭木着臉不敢做聲，穿堂裡的箱籠，過後是否短了幾隻，不得而知。
飛機繼續擲彈，可是漸漸遠了。
警報解除之後，大家又不顧命地軋上電車，唯恐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
我們得到了曆史教授佛朗士被槍殺的消息——是他們自己人打死的。
像其他的英國人一般，他被征入伍。
那天他在黃昏後回到軍營裡去，大約是在思索着一些什麼，沒聽見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槍。
佛朗士是一個豁達的人，徹底地中國化，中國字寫得不錯，（就是不大知道筆劃的先後），愛喝酒。
曾經和中國教授們一同遊廣州，到一個名聲不大好的尼庵裡去看小尼姑。
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豬。
家裡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
汽車倒有一輛、破舊不堪，是給仆歐買菜趕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紅臉，瓷藍眼睛，伸出來的圓下巴，頭發已經稀了，頸上系一塊暗敗的藍字甯綢作為領帶。
上課的時候他抽煙抽得像煙囪。
盡管說話，嘴唇上永遠險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煙，跷闆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會落下來。
煙蒂子他順手向窗外一甩，從女學生蓬松的鬈發上飛過，很有着火的危險。
他研究曆史很有獨到的見地。
官樣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顯得非常滑稽，我們從他那裡得到一點曆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可以從他那裡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
可是他死了——最無名目的死。
第一，算不了為國捐軀。
即使是“光榮殉國”，又怎樣？他對于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沒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許因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
每逢志願兵操演，他總是拖長了聲音通知我們：“下禮拜一不能同你們見面了，孩子們，我要去練武功。
”想不到“練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
人類的浪費……圍城中種種設施之糟與亂，已經有好些人說在我頭裡了。
政府的冷藏室裡，冷氣管失修，堆積如山的牛肉，甯可眼看着它腐爛，不肯拿出來，做防禦工作的人隻分到米與黃豆，沒有油，沒有燃料。
各處的防空機關隻忙着争柴争米，設法喂養手下的人員，哪兒有閑工夫去照料炸彈？接連兩天我什麼都沒吃，飄飄然去上工。
當然，像我這樣不盡職的人，受點委曲也是該當的。
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場現形記》。
小時候看過而沒能領略它的好處，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擔心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
字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麼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圍城的十八天裡，誰都有那種清晨四點鐘的難挨的感覺——寒噤的黎明，什麼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
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許家已經不存在了。
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
像唐詩上的“凄凄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裡的無牽無挂的虛空與絕望。
人們受不了這個，急于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因而結婚了。
有一對男女到我們辦公室裡來向防空處長借汽車去領結婚證書。
男的是醫生，在平日也許并不是一個“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時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裡隻有近于悲哀的戀戀的神情。
新娘是看護，矮小美麗、紅顴骨，喜氣洋洋，弄不到結婚禮服，隻穿着一件淡綠綢夾袍，鑲着墨綠花邊。
他們來了幾次，一等等上幾個鐘頭，默默對坐，對看，熬不住滿臉的微笑，招得我們全笑了。
實在應當謝謝他們給帶來無端的快樂。
到底仗打完了。
乍一停，很有一點弄不慣，和平反而使人心亂，像喝醉酒似的。
看見青天上的飛機，知道我們盡管仰着臉欣賞它而不至于有炸彈落在頭上，單為這一點便覺得它很可愛，冬天的樹，凄迷稀薄像淡黃的雲；自來水管子裡流出來的清水，電燈光，街頭的熱鬧，這些又是我們的了。
第一，時間又是我們的了——白雲，黑夜，一年四季——我們暫時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瘋呢？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戰後精神狀态，一九二○年在歐洲号稱“發燒的一九二○年”。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
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
隻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于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裡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裡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街上擺滿了攤子，賣胭脂，西藥、罐頭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