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為什麼我的眼前又是一片漆黑?我好像落進了陷阱裡面似的。
我摸不到一樣實在的東西，我看不見一個具體的景象。
一切都是模糊，虛幻。
……我知道我又在做夢了。
我每夜都做夢。
我的腦筋就沒有一刻休息過。
對于某一些人夢是甜蜜的。
但是我不曾從夢裡得到過安慰。
夢是一種苦刑，它不斷地拷問我。
我知道是我的心不許我甯靜，它時時都要解剖我自己，折磨我自己。
我的心是我的嚴厲的裁判官。
它比Torquemada15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
更殘酷。
“夢，這真的是夢麼?”我有時候在夢裡這樣地問過自己。
同樣，“這不就是夢麼?”在醒着的時候，我又有過這樣的疑問。
夢景和真實漸漸地融合成了一片。
我不再能分辨什麼是夢和什麼是真了。
薇娜·妃格念爾妃格念爾(1852-1942)：舊俄民粹派女革命家，在席呂塞堡監獄裡給關了二十年。
1906-1915年僑居國外，後返國，她寫了許多回憶錄。
關在席呂塞堡中的時候，她說過：“那冗長的、灰色的、單調的日子就像是無夢的睡眠。
”我的身體可以說是自由的，但我不是也常常過着冗長的、灰色的、單調的日子麼?誠然我的生活裡也有變化，有時我還過着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然而這變化有的像電光一閃，光耀奪目，以後就歸于消滅；有的甚至也是單調的。
一個窒悶的暗夜壓在我的頭上，一隻鐵手扼住我的咽喉。
所以便是這些灰色的日子也不像無夢的睡眠。
我眼前盡是幻影，這些日子全是夢，比真實更壓迫人的夢，在夢裡我被殘酷地拷問着。
我常常在夢中發出叫聲，因為甚至在那個時候我也不曾停止過掙紮。
這掙紮使我太疲勞了。
有一個極短的時間我也想過無夢的睡眠。
這跟妃格念爾所說的卻又不同。
這是永久的休息。
沒有夢，也沒有真；沒有人，也沒有自己。
這是和平。
這是安靜。
我得承認，我的确願望過這樣的東西。
但那隻是一時的願望，那隻是在我的精神衰弱的時候。
常常經過了這樣的一個時期，我的精神上又起了一種變化，我為這種願望而感到羞慚和憤怒了。
我甚至責備我自己的懦弱。
于是我便以痛悔的心情和新的勇氣開始了新的掙紮。
我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
“我過的是兩重的生活。
一種是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種是為自己的内心生活。
”在這裡我借用了妃格念爾的話。
她還說：“——在外表上我不得不保持安靜勇敢的面目，這個我做到了；然而在黑夜的靜寂裡我會帶着痛苦的焦慮來想：末日會到來嗎?——到了早晨我就戴上我的面具開始我的工作。
”她用這些話來說明她被捕以前的心境。
我的靈魂裡充滿了黑暗。
然而我不願意拿這黑暗去傷害别人的心。
我更不敢拿這黑暗去玷污将來的希望。
而且當一個青年懷着一顆受傷的心求助于我的時候，我縱不是醫生，我也得給他一點安慰和希望，或者伴他去找一位名醫。
為了這個緣故，我才讓我的心，我的靈魂擴大起來。
我把一切個人的遭遇、創傷等等都裝在那裡面，像一隻獨木小舟深入大海，使人看不見一點影響，我說過我生來就帶有憂郁性，但是那位作為“憂郁者”寫了自白的朋友，卻因為看見我終日的笑容而詫異了，雖然他的臉上也常常帶着孩子的傻笑。
其實我自己的話也不正确。
我的父母都不是性情偏執的人，他們是同樣的溫和，寬厚，安分守己，那麼應該是配合得很完滿的一對。
他們的靈魂裡不能夠貯藏任何憂郁的影子。
我的憂郁性不能夠是從他們那裡得來的。
那應該是在我的生活環境裡一天一天磨出來的。
給了那第一下打擊的，就是母親的死，接着又是父親的逝世。
那個時候我太年輕了，還隻是一個應該躲在父母的庇護下生活的孩子。
創傷之上又加創傷，仿佛一來就不可收拾。
我在七年前給我大哥的信裡曾寫道：“所足以維系我心的就隻有工作。
終日工作，終年工作。
我在工作裡尋得痛苦，由痛苦而得滿足。
……我固然有一理想。
這個理想也就是我的生命。
但是我恐怕我不能夠活到那個理想實現的時候。
……幾年來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間的愛，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
結果我依舊得到痛苦。
但是我并不後悔，我還要以更大的勇氣走我的路。
”但是在這之前不久的另一封信裡我卻說過：“我的心裡築了一堵牆，把自己囚在憂郁的思想裡。
一壺茶，一瓶墨水，一管鋼筆，一卷稿紙，幾本書……我常常寫了幾頁，無端的憂愁便來侵襲。
仿佛有什麼東西在我的胸膛裡激蕩，我再也忍不下去，就擲了筆披起秋大衣往外面街上走了。
”
在這兩封信裡不是有着明顯的矛盾麼?我的生活，我的心情都是如此的。
這個恐怕不會被人了解罷。
但是原因我自己卻明白。
造成那些矛盾的就是我過去的生活。
這個我不能抹煞，我卻願意忘掉。
所以在給大哥的另一封信裡我又說：“我怕記憶。
我恨記憶。
它把我所願意忘掉的事，都給我喚醒來了。
”
的确我的過去像一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