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他的難友們在上海送别了六十年代後期寒冷的冬天，來到奉賢文化系統“五七”于校。
面臨的七十年代初春，仍是一片凄厲的灰濛濛的景象。
幹校地處東海之濱，奉賢縣東南叫作“塘外”的海堤之外，那是一塊未曾開墾過的荒涼的鹽堿地，漫無邊際。
他們住的是新建蘆葦棚，棚頂蓋稻草。
海邊風大，吹得棚子整夜格格響。
泥地潮濕，逢到下雨天，路上泥濘沒膝，室内更加潮濕，床鋪棉被全還潮，真是苦不堪言。
對巴金他們來說，這樣的難苦生活還能頂住；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周圍工宣隊和“造反派”的臉色，比海邊陰沉的天色還要難看。
幹校的主要任務是勞動。
巴金上了年紀，原來就笨手笨腳，一聽到造反派厲聲吆喝，更加膽戰心驚，勞動時不免經常摔跤，有一次身子滑到溝裡，連眼鏡都找不到；這樣的肉體與精神折磨，使他越來越瘦，也越來越老了。
但他還是認認真真地勞動。
這裡有堅忍，有寬容；有悲涼，也有失望。
有時他還與别人一起包幹一塊菜地澆水。
别人有情緒，不肯多幹；他就隻好把别人應做不曾做的，自己來做。
他往往做得精疲力盡，一到晚上就不免常做惡夢。
幾乎每夜做夢。
他的床邊，讓一批惡人貼滿了誣蔑他的标語，他不敢、也不想把它們撕掉。
他在半夜裡發出怪叫，因為他看到魔鬼伸出雙手來捉弄他，有時甚至驚恐得從床上滾下地來，雖沒有摔傷，卻把别人驚醒。
工宣隊頭頭說他夜裡睡不好，是因為他心裡有鬼。
巴金想，他自己心裡倒沒有鬼，鬼是在某些心懷叵測打着幌子篡位奪權的陰謀家心裡。
他還經常被人押回上海去遊鬥，不是去哪個工廠，就是到哪個學校，因為他的名氣最響，人家對他的興趣也就最濃。
工宣隊和造反派頭頭們都說，巴金寫的書最多，讀者也最多，因此群衆受他的“毒害”也最深，特别要對他批深批透。
巴金有時幾天不來幹校，因為他被押到市區，就被市區的人留了下來。
人們經常看到，巴金一回到幹校，就立刻放下背包，頭上戴起草帽，頸上圍好毛巾，趕到田裡參加勞動。
他受到侮辱，受到責罵，習慣了，也從不反抗，他在内心已逐漸明白：“文化大革命”原是這麼一回事：不要知識，不要文化，好讓一批騙子在台上永遠當家作主。
他不相信騙子能永遠騙下去，他等待騙子們垮合。
他不再祈求這些騙子來“解放”自己。
春來秋去，一年又一年，到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那天早晨，天氣非常寒冷，地處海邊的幹校，更是寒風刺骨，滴水成冰。
巴金忽然從蘆葦棚邊的廣播喇叭中聽到陳毅副總理追悼會實況錄音，他這才知道陳毅已經去世了！他怎麼也想象不出這個一向精神抖擻，身體壯健，生龍活虎似的前上海市市長竟會離開世界。
這使他想到不久前，在康生、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指使下，那些造反派把“老右派”“黑大炮”等惡毒字眼加在陳毅身上的事情。
這多年來，他曾經與陳毅有多少次相聚，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在北京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中，他還看見過陳毅與周恩來在一起談笑自若，坐在主席台上；到晚上，還搖着葵扇、冒着炎暑來旅館看大家。
哪料到這麼個鋼鐵漢竟給這些惡人逼死！
幹校的冬天，寒風凜冽，廣播喇叭裡播放出來的消息，比寒風還要刺人心骨。
誰知當他休假回上海，新的災難又向他襲來：他發現蕭珊的健康越來越不行了。
這兩年來，巴金長期不在家中，她承擔了社會上對巴金家庭的一切迫害。
她面呈灰色，越來越瘦，情緒低落，精神萎靡。
她經常躺在床上，
腸胃不适，曾去求醫，醫院因為她是巴金的妻子，不給她作深入細緻的檢查。
巴金隻好一再托人去醫院“開後門”，雖然照了一次直腸鏡，卻沒有查出她的腸癌（後來才知道她的癌變部位在結腸處，但那時已經遲了）。
這樣，春節假期一過，巴金隻得囑咐蕭珊自己注意身體，又踏着躏跚的步伐回到幹校去。
同在幹校勞動的王西彥，這時看到巴金，發覺他困難以忍受精神上的煎熬，臉色顯著變暗，勸他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體。
巴金也知道王西彥的遭遇并不比自己好一些，這時也就說：“你也保重吧。
”但他實在已經沒有多餘的精力和精神替朋友們擔心了，也隻得說了那麼一句話表達心意。
隻有面臨難友們遇到具體困難時，他有時仍不自禁地跑過去把人家攙扶一把。
有一次，王西彥因脊椎炎請假在家，還不曾痊癒，造反派就限時催他回幹校，西彥隻得抱病搭乘長途公共汽車趕來。
巴金遠遠看到他的影子，就跑過去把他手上拎着的包袱接過來。
過了一些日子，蕭珊的病情加重，她的腸癌實際已經擴散，但她自己和她家裡的人還不知道。
多虧蕭珊的摯友蕭荀還經常來看她，常陪同她去醫院看病，但是醫院離家較遠，交通有困難，有時由女婿小祝用自行車推着她去求診，有時雇到三輪卡由蕭荀陪着她去，回來時雇不到車，隻好乘公共汽車，但下了車仍有一段路要走，走走停停，最後即使攙扶着也走不動了，蕭荀隻好先跑回來，請蕭珊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