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檢查自己寫作的效果，檢查自己作品的作用。
我常常這樣地檢查，也常常這樣地責備自己，我過去的寫作生活常常是充滿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戰以前，讀者來信談的總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個人的苦悶以及為這個前途獻身的願望或決心。
沒有能給他們具體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
我隻能這樣地鼓勵他們：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幹淨。
在回信裡我并沒有給他們指出明确的路。
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說不同，在信裡我至少指出了方向，并不含糊的方向。
對讀者我是不會使用花言巧語的。
我寫給江安中學學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憶中出現。
我至今還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會見的那些年輕讀者的面貌，那麼善良的表情，那麼激動的聲音，那麼懇切的言辭！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見過不少這樣的讀者，我同他們交談起來，就好像看到了他們的火熱的心。
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說《春》的序言裡說：“我常常想念那無數純潔的年輕的心靈，以後我也不能把他們忘記……”我當時是流着眼淚寫這句話的。
序言裡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們的朋友”，這說明我多麼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啊！我後來在江安給中學生寫回信時，在我心中激蕩的也是這種感情。
我是把心交給了讀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寫信問我什麼是寫作的秘訣。
從五十年代起提出這個問題的讀者就多起來了。
我答不出來，因為我不知道。
但現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給讀者。
我最初拿起筆，是這樣的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後我還是這樣想。
我不是為了做作家才拿起筆寫小說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開始在巴黎寫小說，我住在拉丁區，我的住處離先賢祠（國葬院）不遠，先賢祠旁邊那一段路非常清靜。
我經常走過先賢祠門前，那裡有兩座銅像：盧騷（梭）和伏爾泰。
在這兩個法國啟蒙時期的思想家，這兩個偉大的作家中，我對“夢想消滅不平等和壓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較深，我走過像前常常對着銅像申訴我這個異鄉人的寂寞和痛苦；對伏爾泰我所知較少，但是他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為西爾文的冤案、為拉·巴爾的冤案、為拉裡—托倫達爾的冤案奮鬥，終于平反了冤獄，使慘死者恢複名譽，幸存者免于刑戮，像這樣維護真理、維護正義的行為我是知道的，我是欽佩的。
還有兩位偉大的作家葬在先賢祠内，他們是雨果和左拉。
左拉為德萊斐斯上尉的冤案鬥争，冒着生命危險替受害人辯護，終于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讓人間地獄中的含冤者重見光明。
這是我當年從法國作家那裡受到的教育。
雖然我“學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我還不能不感激老師，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沒有出賣靈魂，還是靠着我過去受到的教育，這教育來自生活，來自朋友，來自書本，也來自老師，還有來自讀者。
至于法國作家給我的“教育”是不是“幹預生活”呢？“作家幹預生活”曾經被批判為右派言論，有少數人因此二十年擡不起頭。
我不曾提倡過“作家幹預生活”，因為那一陣子我還沒有時間考慮。
但是我給關進“牛棚”以後，看見有些熟人在大字報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兩位作家出來“幹預生活”，替我雪冤。
我在夢裡好像見到了伏爾泰和左拉，但夢醒以後更加感到空虛，明知伏爾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們也隻好在“牛棚”裡搖頭歎氣。
這樣說，原來我也是主張“幹預生活”的。
左拉死後改葬在先賢祠，我看主要原因還是在于他對平反德萊斐斯冤獄的貢獻，人們說他“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
至今不見有人把他從先賢祠裡搬出來。
那麼法國讀者也是贊成作家“幹預生活”的了。
最後我還得在這裡說明一件事情，否則我就成了“兩面派”了。
這一年多來，特别是近四五個月來，讀者的來信越來越多，好像從各條渠道流進一個蓄水池，在我手邊彙總。
對這麼一大堆信，我看也來不及看。
我要搞翻譯，要寫文章，要寫長篇，又要整理舊作，還要為一些人辦一些事情，還有社會活動，還有外事工作，還要讀書看報。
總之，雜事多，工作不少。
我是“單幹戶”，無法找人幫忙，反正隻有幾年時間，對付過去就行了。
何況記憶力衰退，讀者來信看後一放就忘，有時找起來就很困難。
因此對來信能回答的不多。
并非我對讀者的态度有所改變，隻是人衰老，心有餘而力不足。
倘使健康情況能有好轉，我也願意多為讀者做些事情。
但是目前我隻有向讀者們表示歉意。
不過有一點讀者們可以相信，你們永遠在我的想念中。
我無時無刻不祝願我的廣大讀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廣闊的前途，我要為這個前途獻出我最後的力量。
可能以後還會有讀者來信問起寫作的秘訣，以為我藏有萬能鑰匙。
其實我已經在前面交了底。
倘使真有所謂秘訣的話，那也隻是這樣的一句：把心交給讀者。
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