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先生的。
可是我到了北京不幾天，《人民日報》就刊出了中島先生的噩耗。
我托全國文聯發了一個唁電去。
但是對和中島先生相依為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講什麼話呢？再過兩天從上海轉來水上勉先生的複信：“杭州出發的前夜接到中島健藏先生的訃告，來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托我轉交中島先生的信函，實在無法制止悲痛之情。
……”我給中島先生的信就是訪法歸來寫的那一封，我哪裡想到他的時間竟然是這麼短促，連聽人念它的機會也沒有！一位在北京“作協”工作的朋友對我說：“我見到和水上先生同來的木村女士，她含着眼淚說，‘中島先生不會活過一個星期了。
’”我開完會回到上海，有一天同王西彥同志談起，他接待過水上先生，他告訴我：“同行的木村女士說，中島先生病危時，講過幾個人的名字，有一個就是你。
”
這一切我為什麼早不知道？我為什麼從法國回來不馬上給他寫信？為什麼我不趕去東京探病？現在已經太遲了！他再也聽不見我的聲音，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迹了。
難道這就是結局？難道這本友情的書就從此合上給鎖在書櫥裡面永遠不再打開？不，不可能！死絕不能結束我們之間的友誼。
我最初看見中島在一九六一年，那是中國解放後我第一次訪問日本。
以後我去他來，我們幾乎年年見面，無話不談，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
他喜歡酒，又有海量；我幾次請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勸他有所節制。
我的勸告不會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澆愁。
當時他正在為着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事業艱苦奮鬥，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視，他的文章找不到發表地方，書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給堵塞了，他賣掉了汽車，困苦地過着日子。
他并不屈服，也不動搖。
他在中日文化交流這個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
我三次訪日，當時兩國邦交并未正常化，在複雜、困難的環境中，中島先生是我們活動的一個有力的支持。
我深深體會到，要是沒有中島先生這許多年的努力，我們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會有今天這樣的發展嗎？隻有由荊棘叢中、泥濘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分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和它的主要負責人中島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義。
有一次我和中島閑談，他說，看來，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後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沒有什麼顧慮和害怕。
“我挑選了這個工作，走上這條道路，絕不後悔。
”他說。
于是他談起他的“新加坡的經驗”來。
一九四二年他當過随軍記者到過新加坡，親眼看見日本軍人毫無根據逮捕大批華僑，全部槍殺。
後來有些死者的母親拿着兒子的照片向中島先生打聽下落。
他一直為這件事感到苦惱。
他苦苦想着戰後日本的出路。
他，這個著名的評論家和法國文學研究者，終于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工作——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這也是他用他的心血寫成的“天鵝之歌”①。
他的确為它獻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
昨天日本小說家井上靖先生經過上海回東京，我到機場送行。
閑談間我想起兩年前的事。
兩年前我也曾來這裡送别，客人中除井上先生外，還有中島先生和京子夫人，還有其他的日本朋友。
不過兩年的時間，機場上仍然是一片燦爛的陽光，候機室裡卻似乎冷清得多，我始終感覺到自己心上那個無法填補的空洞，井上先生和我都在想念那位失去的友人。
日航班機飛遠了。
我也回到家裡。
我靜下來，仍然不能忘記失去的老友。
我又找出他今年的來信，讀着：“一九六一年櫻花盛開的時節我同您一起遊覽了富士五湖和金澤，那個時候我們在東京還遇見了春雪，想起來好像是昨天的事情。
還有東京新宿的秋田家，它的老闆娘上了年紀，去年把店關了。
您下次來日本就另外找一家像秋田家那樣的地方為我們的友誼幹一杯吧……”這是三月十六日信上的話。
敬愛的朋友，我是要來的。
但是我在什麼地方為我們的友誼幹杯呢？中日兩國的邦交恢複了。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了。
您的五卷新作《回想之文學》出版了。
您的事業正在發展，您的影響不斷擴大。
為什麼您偏偏死在剛剛看到勝利的曙光的時候？然而您放心吧。
大橋架起來了，走的人越來越多，它是垮不了的。
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孫後代會看見的，一定會看見的，我相信，我堅信。
七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