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文法、念課文，卻念念不忘“革命”，那麼一定學不好外語。
同樣從事革命工作的人并不一定要“為革命吃飯”，“為革命睡眠”。
吃飯就吃飯，睡眠就睡眠，難道不挂上“革命”的牌子，就會損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質嗎？
我寫《家》，我寫了覺新的軟弱和他的種種缺點，他對封建家庭存着幻想，他習慣了用屈服和忍讓換取表面的和平……我也寫了他的善良的心。
這是一個真實的人。
他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為什麼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卻并沒有把他寫成讀者學習的榜樣。
事實上并沒有讀者願意向覺新學習。
我在小說裡寫高老太爺臨死前“伸手在覺慧的頭上摩了一下”，對他低聲講了話，又寫高老太爺一死，在場的人“全跪下去，大聲哭起來”。
很簡單，高老太爺并不是魔王，覺慧也不是偉大的革命家。
我并不臉紅，我自己當時就是這樣，我跟着大家跪在祖父的床前。
在我的眼裡他隻是一個病故的老人，我那時隻有十五歲。
覺慧至多也不過大一兩歲，他一直生活在那樣的家庭裡，難道他身上就沒有一點封建的流毒？有。
而且他有不少的缺點。
他當時明白的事情也不多。
他夢想革命，他不滿意封建社會，但是他并不懂“為革命吃飯”等等的大道理，也不會跟他的祖父“劃清界限”。
至于高老太爺，據我那時的觀察和後來的回憶、分析，他臨死很有可能感到幻滅、洩氣，他在精神上崩潰了，他垮了。
有人責備我“美化”了高老太爺，說這是我的“敗筆”。
其實我的小說中處處都是這樣的敗筆，因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從生活裡來的，不是從書本上來的。
高老太爺憑什麼不垮下來、一定要頑強到底呢？難道他那時就想得到若幹年後他會在“四人幫”身上借屍還魂嗎？
今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人的确是十分複雜的，他的頭腦并不像評論家所想象的那樣簡單。
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發現過正在鬥争着的矛盾。
即使在他們身上，也不是每個細胞都是大公無私的，私的東西偶爾也會占了上風。
這是合乎情理的。
與其事後批評他們，不如事先提醒他們。
對好人也不應當一味迷信。
我有這樣一個印象：評論家和中國文學研究者常常丢不開一些框框，而且喜歡拿這些框框來套他們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
靠着框框他們容易得出結論，不過這結論跟别人的作品是不相幹的。
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種雜志在上海創刊，上面發表了一篇評論《家》的文章，兩次提到作品的“消極因素”。
過了幾個月，這刊物的一位編輯來向我組稿。
我就順便問他，我這部小說起過什麼消極作用？是不是有人讀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衛道士？或者有人讀過《家》就看破紅塵，出家做和尚、當尼姑？再不然就有讀者悲觀厭世、自殺身亡？文章不是他寫的，他沒有回答我的義務。
我也隻是發發牢騷而已。
但“四人幫”橫行的時候，作家是沒有權利講話的，更說不上發牢騷了。
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