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報上刊出了雪峰舊作詩八首在北京《詩刊》上重新發表的消息，從這裡我看出香港讀者對雪峰的懷念。
我想起了一些關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幾天，住在北京的和平賓館裡，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兒來看我，談起五月初為雪峰開追悼會的事，我說我沒法趕回來參加，我想寫一篇文章談談這位亡友。
雪峰的女兒我過去似乎沒有見過，她講話不多，是個沉靜、質樸的人。
雪峰去世後不久，他的愛人也病故了，就剩下這兄妹兩個，他們的情況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這樣一個印象：他們堅強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會一九七六年在八寶山開過一次。
據說姚文元有過“批示”不得在會上緻悼詞。
姚文元當時是“長官”嘛，他講了話，就得照辦。
那算是什麼追悼會！冤案未昭雪，錯案未改正，問題似乎解決了，卻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頭。
隻有這一次要開的追悼會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種追悼會：伸張正義，推倒一切誣陷、不實之詞。
我在這裡說“要開”，因為追悼會并沒有在五月裡舉行，據說也許會推遲到召開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的日子，因為那個時候，雪峰的朋友們都可能來京參加，人多總比人少好。
我認識雪峰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見他。
在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詩集出版時我是它的愛讀者。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從法國回來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參加了共産黨，翻譯過文藝理論的書，同魯迅先生較熟。
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聽見河清（黃源）說雪峰從陝北到了上海。
這年魯迅先生逝世，我參加了先生的治喪辦事處的工作，對治喪委員會某些辦法不大滿意，偶爾向河清發一兩句牢騷，河清說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黨的意見。
我并未讀過雪峰翻譯的書，但是我知道魯迅先生尊重黨，也聽說先生對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講什麼了。
治喪處工作結束以後，有一天魯彥來通知要我到他家裡吃晚飯，說還約了雪峰。
他告訴我魯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
我并不懷疑這個說法。
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孟十還主編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時候，我聽見孟十還談起，就趕到科學印刷所去，讀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許廣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還有魯迅先生親筆修改的手迹，關于我的那句話就是先生增補上去的。
我在魯彥家吃飯的時候見到了雪峰。
我們談得融洽。
奇怪的是他并未擺出理論家的架子，我也隻把他看做一個普通朋友，并未肅然起敬。
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說是他自動地起草的，為了照顧先生的身體，可是先生改得不少。
關于那篇文章他也隻談了幾句。
其他的，我想不起來、記不下來了。
我們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每次見面，都是這樣，總的說來離不了四個字：“互相信任”。
我還記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對面的作家書屋，他常常到我這裡來。
有一夜章靳以和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複旦大學，天明前上船，準備在我這裡烤火、喝茶、擺龍門陣，談一個晚上。
我們已經有過這樣的經驗了，雪峰走過出版社，進來看我，聽說我們又要坐談通宵，他就留下來，同我們閑談到天将發白、靳以和宗融動身上船的時候。
現在要是“勒令”我“交代”這一晚我們究竟談些什麼，我一句也講不出，可是當時我們的确談得十分起勁。
見第一面我就認為雪峰是個耿直、真誠、善良的人，我始終尊敬他，但有時我也會因為他缺乏冷靜、容易沖動感到惋惜。
我們兩個對人生、對藝術的見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認為我是在認真地搞創作；我呢，我認為他是個平易近人的好黨員。
一九三七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這樣看法，一九五幾年我也是這樣看法。
有一次在一個小會上，我看見他動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魯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認為已經過時，雪峰因此十分激動，我有點替他擔心。
解放後他有一次從北京回來，說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擔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長，我說我不會辦事，請他代我辭謝。
他看我意思堅決，就告訴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來挑那副擔子。
我勸他也不要答應，我說事情難辦，我想的是他太書生氣，耿直而易動感情。
但他隻是笑笑，就回京開始了工作。
他是黨員，他不能放棄自己的職責。
他一直辛勤地幹着，事業不斷地在發展，盡管他有時也受到批評，有時也很激動，但他始終認真負責地幹下去。
他還是和平時一樣，沒有黨員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産黨員”這個稱号。
誰也沒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會給奪去這個稱号，而且一直到死他沒有能看到他回到黨裡的心願成為現實。
錯誤終于改正，沉冤終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經過去，雪峰早已一無所知了。
但我們還活着。
我真願意忘記過去。
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
反右運動已經開始，全國人大會剛剛結束，我回上海之前一個下午跟雪峰通了電話，到他家裡去看他。
當時的氣氛對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我毫無拘束地同他交談，還對反右運動提出一些疑問，他心平氣和地向我解釋了一番。
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飯。
我們是在新僑飯店樓下的大同酒家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