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權威。
批判的重點是小說《團圓》和根據它改編攝制的影片《英雄兒女》，人們甚至拿它同《一個人的遭遇》相比。
《英雄兒女》的回憶使我哭笑不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被抄家後兩個多月，我愛人蕭珊又在電影院裡看了這影片。
當時我每天到作協分會的“牛棚”學習、勞動，早去晚歸；蕭珊在刊物編輯部做過幾年的義務編輯，也給揪回去參加運動，但最初隻是半靠邊，一個星期勞動兩三次，因此她可以早下班去買票看電影。
晚上我回家她興奮地告訴我，影片上還保留着我的名字，看來我的問題不太嚴重，她要我認真做檢查。
可是僅僅兩三天以後作協分會造反派的一個戰鬥隊就拿着大字報敲鑼打鼓到電影院和電影發行公司去造反去了，大字報張貼在大門口，給影片和我個人都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
影片當場停演，蕭珊臉上最後一點笑容也消失了。
以後支左的軍代表來到作協分會，批判了一陣“反動的戰争文學”。
批判剛結束，《英雄兒女》又作為反映抗美援朝的好影片在全國上演了。
一共開放了五部電影，據說是周總理挑選的。
當時我在幹校，有人找我談話問我感想，我隻說影片是編導和演員的成績，與我的小說無關，小說還是毒草。
我這樣表示，還得不到諒解。
還有人寫彙報說我“翹尾巴”，而在幹校領導運動的軍代表卻對我說：“你不要以為電影又上演了它就沒有缺點，我看它有問題。
”這個時候我已經不那麼恭順了，我口裡不說，心裡卻想：“随便你怎樣說吧，反正權在你手裡，你有理。
”
像這樣的經驗是不會少的，我以後還有機會談論它們，不想在這裡多說了。
這筆糊塗賬似乎至今還沒有搞清楚。
我不是經驗主義者，可是常常想到過去，常常回頭看過去的腳印，我總有點擔心，會不會明天又有人站出來“高舉紅旗”批判“和平主義”，譴責我給英雄人物安排死亡的結局？我忍不住多次問我自己：走過的那條路是不是給堵死了？賬沒有算清楚，是非不曾講明白，你也引經據典，我也有根有據，誰的權大勢大，誰就發号施令。
我們習慣“明哲保身”，認為聽話非常省事。
我們習慣于傳達和灌輸，仿佛自己和别人都是錄音機，收進什麼就放出什麼。
這些年來我的經驗是夠慘痛的了。
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竟然沒有一點個人的看法，一個作家竟然甘心做錄音機而且以做錄音機為光榮，在讀者的眼裡這算是什麼作家呢？我寫作了幾十年，對自己的作品不能做起碼的評價，卻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頭，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稱姚文元做“無産階級的金棍子”，為什麼？為什麼？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可笑，不可思議。
反複思索，我有些省悟了：這難道不是信神的結果？
對，我想起來了。
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住在日本橫濱一個朋友的家裡，他相信神，我根據我那些天的見聞拿他做主人公寫了短篇小說《神》。
現在重讀這小說，拿前一段時期的我跟小說中的主人公長谷川君比較，我奇怪我怎麼完全在摹仿他！我更奇怪我怎麼在一九三四年就寫了諷刺若幹年後的自己的小說！是我自己嗎？我竟然那樣迷信，那樣聽話，那樣愚蠢！它使我渾身冒汗，但是我感謝自己意外地留下這一幅自畫像，讓兒孫們會看到我某一個時期的醜态。
最近聽說有人說我“思想複雜”，我認為這是對我的稱贊。
其實我也有過“思想簡單”的時候，倘使思想複雜，人就不容易虔誠地拜倒在神面前了。
據我看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要應付複雜的局面，思想複雜些總比思想簡單些好。
要把新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的人間樂園，恐怕也得靠複雜的集體的智慧，靠九億中國人民。
現在不是信神的時代，不可能由一兩個人代表千萬讀者給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下結論，也沒有人願意讓别人把自己當做錄音機吧。
要是大家都成了錄音機，我們就用不着進行複雜的思維活動，腦子也成了多餘的了。
但我始終相信：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總是由簡單到複雜，而不是由複雜到簡單。
我們文藝發展的方向當然也是百花齊放，而不是一花獨放，更不是無花開放。
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