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随想》還是在病院裡寫成的。
出院不久我到北歐去了一趟，出國前我又患感冒，到達斯德哥爾摩時，發了支氣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訓，我就老老實實地對我國駐瑞典使館的同志講了。
晚上有一位從上海來進修的醫生給我治療。
第二天使館的同志們給我送稀飯、送面條、送水果來，我在旅館裡也感到了家庭的溫暖。
前一天我下飛機的時候還以為自己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卻見到了這麼多的親人。
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兩個星期，可是我過得輕松愉快。
離開這個由無數個小島構成，由七十多道橋連接起來的風景如畫的和平城市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健康的人。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屆國際世界語大會的。
我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學習世界語，我自己也講不清楚，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即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也有可能是一九二一年。
但是認真地學它，而且繼續不斷地學下去，卻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事情。
我在南京上學，課餘向上海世界語書店函購了一些書，就一本一本地讀下去，書不多，買得到的全讀了。
因為是自修，專門看書，說話不習慣。
後來我到法國常和兩三個朋友用世界語通信。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館裡，友人索非來看我，他當時還擔任上海世界語學會的秘書或幹事一類的職務。
他說：“學會的房子空着，你搬過來住幾天再說。
”我就搬了過去，在鴻興坊上海世界語學會的屋子裡搭起帆布床睡了将近半個月，後來在附近的寶光裡租到屋子才離開了鴻興坊。
但從這時起我就做了學會的會員，不久又做了理事，也幫忙做一點工作。
我還根據世界語翻譯了幾本書，如意大利愛·德·亞米西斯的獨幕劇《過客之花》、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劇本《丹東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獨幕劇《骷髅的跳舞》、匈牙利尤利·巴基原著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
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日軍的炮火使鴻興坊化為灰燼，我才搬出了閘北，上海世界語學會終于“消亡”，我也就離開了世界語運動。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幫”用“上海市委”的名義把我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剝奪了我寫作的權利。
我後來偷偷地搞點翻譯，空下來時也翻看家裡有的一些世界語書，忘記了的單字又漸漸地熟悉起來，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時代，對世界語的興趣又濃了。
所以我出席了今年舉行的國際世界語大會。
幾十年前我就聽人講起這樣的國際大會。
在上海世界語學會裡我隻是偶爾聽見人用世界語交談。
現在來到大會會場，會場内外，上上下下，到處都是親切的笑臉，友好的交談，從幾十個國家來的人講着同樣的語言，而且講得非常流暢、自然。
在會場裡人們報告、讨論，用世界語就像用本民族語言那樣地純熟。
坐在會場裡，我覺得好像在參加和睦家庭的聚會一樣。
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來盼望的、想象的正是這樣，我感到遺憾的隻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這種語言，它們從别人口裡出來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絕的噴泉；有時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