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寒夜》。
第二個二十年裡面，新中國成立了，一切改變了，我想丢掉我那枝寫慣黑暗的舊筆，改寫新人新事，可是因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結果寫出來的作品連自己也不滿意，而且經常在各種社會活動中花費大量的時間，寫作的機會更加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訂計劃叫嚷要為争取寫作時間奮鬥。
然而計劃尚未實現，文化大革命來了。
我一下子變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經常給揪出去批鬥，後來索性由當時“四人幫”在上海的六個負責人王洪文等決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趕出文藝界。
造反派和“四人幫”的爪牙貼了我幾千張大字報，甚至在大馬路上貼出大字标語說我是“賣國賊”、“反革命”，要把我搞臭。
張春橋公開宣布，我不能再寫作。
但是讀者有讀者自己的看法。
張春橋即使有再大的權力也不能把我從讀者的心上挖掉。
事實是這樣，“四人幫”垮台以後，我仍然得到讀者的信任。
我常說：“讀者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
”讀者們要我寫作用不着等待長官批準。
“四人幫”倒了，我的書重版，卻得到了更多的讀者。
我雖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費了将近十年的時間，真是噩夢醒來，人已衰老，我今年七十六歲，可以工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必須抓緊時間，也抓緊工作。
我制定五年計劃，宣布要寫八本書（其中包括兩部長篇小說），翻譯五卷的赫爾岑的回憶錄。
本來作者寫作品用不着到處宣傳，寫出就行，我大張旗鼓，制造輿論，就是希望别人不要來幹擾，讓我從容執筆，這是我最後一次為争取寫作時間而奮鬥。
我要奮筆多寫。
究竟寫什麼呢？五本《随想錄》将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結果。
我要認真思考，根據個人的經驗，就文學和生活中的許多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
兩本小說将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寫真人真事，也寫可能發生的事。
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曆史上是一件大事。
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
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後也會在别處發生。
我對一位日本朋友說：我們遭逢了不幸，可是别的國家的朋友免掉了災難，我們也算是一種反面教員吧。
我又說，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引以為驕傲。
古今中外的作家，誰有過這種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曆呢？當時中國的作家卻很少有一個逃掉。
每一個人都作了表演，出了醜，受了傷，甚至獻出了生命，但也經受了考驗。
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所作所為和别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
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确。
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
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寫吧，寫吧。
”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