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參加了“國民外交後援會”（？）的工作，我在小說十一章裡寫的方國亮就是他。
雖然寫得很簡單，但是我今天重讀下面一段話：“方國亮痛哭流涕地報告這幾天的工作情況。
他竟然激動到在講壇上亂跳。
他嘶聲地說，他們每天隻睡兩三個小時，如何辛苦地辦事，然而一般人卻漸漸消沉起來……方國亮的一番話也有一點效果，全場的人都興奮起來，散會後又有許多學生自動地集合起來，乘小火車向下關出發……”仿佛還看見他在講台上慷慨激昂地講話。
他的相貌改變不大。
我沒有告訴他那天我也是聽了他的講話後坐小火車到下關和記工廠去的。
不久我畢了業離開南京。
後來聽人說張光人去了日本，我好象還讀過他的文章。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從日本回來後，因為“譯文叢書”，因為黃源，因為魯迅先生（我們都把先生當作老師），我和胡風漸漸地熟起來了，我相當尊重他，可是我仍然很少讀他寫的那些評論文章，不僅是他寫的，别人發表的我也不讀，即使勉強讀了也記不牢，讀到後面就忘記前面。
我一直是這樣想：我寫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講我自己的話，不用管别人說些什麼。
當時他同周揚正在進行筆戰，關于典型論，關于國防文學，關于其他，兩方面的文章我都沒有讀過，不單是我，其他幾個不搞理論的朋友也是這樣。
我們隻讀魯迅先生答複徐懋庸的文章，我們聽先生的話，先生贊成什麼口号，我們也贊成。
不過我寫文章從來不去管口号不口号，沒有口号，我照樣寫小說。
胡風常去魯迅先生家，黃源和黎烈文也常去。
烈文是魯迅先生的朋友，談起先生關心胡風，覺得他有時太熱情，又容易激動。
胡風處境有些困難，他很認真地在辦《海燕》。
這是一份不定期的文藝刊物，剛出版了兩三期，記得魯迅先生的《出關》就發表在這上面，受到讀者的重視。
那個時候在上海刊行的文藝刊物不算太少，除生活書店的《文學》、《光明》、《譯文》外，還有孟十還編的《作家》、靳以編的《文季月刊》、黎烈文編的半月刊《中流》，黃源編的《譯文》停刊幾個月之後又改由上海雜志公司發行。
此外還有别的。
刊物的銷路有多有少，各有各的特色，一份刊物團結一些作家，各人喜歡為自己熟悉的雜志寫稿。
這些刊物不一定就是同人雜志。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敬愛魯迅先生。
大家主動地團結在先生的周圍，不願意辜負先生對我們的關心。
烈文和我搞過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宣言，表示我們抗日救亡的主張。
由烈文帶到魯迅先生家請先生定稿、簽名，然後抄了幾份交給熟人找人簽名，來得及就在自己的和熟人的刊物上作為補白刊登出來。
我們這些人都沒有參加當時的文藝家協會，先生又在病中，也不曾表示态度，所以我們請先生領銜發表這樣一個聲明。
事前事後都沒有開過會讨論，也不曾找胡風商量。
胡風也拿了一份去找他的熟人簽了名送來。
發表這宣言的刊物并不多，不過《作家》、《譯文》、《文季月刊》等五六種。
過三個月魯迅先生病逝。
再過兩個月，到這年底，國民黨當局一次查封了十三種刊物，《作家》和《文季月刊》都在内，不講理由，隻下命令。
從我認識胡風到“三批材料”發表的時候大約有二十年吧。
二十年中間我們見過不少次，也談過不少話。
反胡風運動期間我仔細回想過從前的事情，很奇怪，我們很少談到文藝問題。
我很少讀他的文章，在我這也是常事，我極少同什麼人正經地談過文藝，對文學我不曾作過任何研究，也沒有獨特的見解。
所以我至今還認為自己并不是文學家。
我寫文章隻是說自己想說的話；我編輯叢書隻是把可讀的書介紹給讀者。
我生活在這個社會，應當為它服務，我照我的想法為它工作，從來不管理論家講了些什麼，正因為這樣我才有時間寫出幾百萬字的作品，編印那許多叢書。
但是我得承認我做工作不像胡風那樣嚴肅、認真。
我也沒有能力把許多有才華的作家、詩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我欽佩他，不過我并不想向他學習。
除了寫書，我更喜歡譯書；至于編書隻是因為别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風，他把培養人材當作自己的責任。
他自己說是“愛才”，我看他更喜歡接近主張和趣味相同的人。
不過這也是尋常的事。
但連他也沒有想到建國後會有反胡風運動，他那“一片愛才之心”倒成為“反革命”的罪名。
老實說這個運動對我來說是個睛天霹靂，我一向認為他是進步的作家，至少比我進步。
靳以跟他接觸的機會多一些，他們見面愛開玩笑，靳以也很少讀胡風的文章，但靳以認為胡風比較接近黨，那是在重慶的時候。
以後文協在上海創刊《中國作家》雜志，他們兩個都是編委。
我很少讀胡風的著作，對他的文藝觀我也不清楚，記得有一次他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