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對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樣替自己解釋呢？
三
去年三月二十六，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館，我到場祝賀。
兩年半未去北京，見到許多朋友我很高興，可是我行動不便，隻好讓朋友們過來看我。
梅志同志同胡風來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風問我：“你還認得他嗎？”我愣了一下。
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後我第一次看見他。
他完全變了，一看就清楚他是個病人，沒有什麼表情，也不講話。
我說：“看見你這樣，我很報歉。
”我差一點流出眼淚，這是為了我自己。
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時候，我沒有去看過他，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不曾償還還欠下的債，感到慚愧。
我的心情隻有自己知道，有時連自己也講不清楚。
好象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胡風由他女兒陪着來了，坐在對面一張桌子旁邊。
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臉上，我找不到那個過去熟悉的胡風了。
他呆呆的坐在那裡，沒有動，也不曾跟女兒講話。
我打算在休息時過去打個招呼，同他講幾句話。
但是會議快要告一段落，他們父女就站起來走了。
我的眼光送走他們，我有多少話要講啊。
我好象眼睜睜地望着幾十年的歲月遠去，沒有辦法拉住它們。
我想起一句老話：“見一次就少一次。
”我卻想不到這就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
後來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電報托人代我在他的靈前獻一個花圈，我沒有講别話，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
我終于失去了向他償還欠債的機會。
但賴賬總是不行的。
即使還債不清或者遠遠地過了期，我總得讓後人知道我确實作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補償過去對亡友的損害。
胡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
我讀他的夫人梅志寫的《胡風傳》，很感動，也很難過。
他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
他當時說過：“心安理不得。
”今天他大概也不會“心安理得”吧。
這個冤案的來龍去脈和它的全過程并未公布，我也沒有勇氣面對現實、設法知道更多的詳情。
他們夫婦到了四川，聽說在“文革”期間胡風又坐了牢，最後給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來。
在《文彙月刊》上發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後一部分，我還不曾讀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寫出，而且我也沒有時間弄清楚我應當知道的一切了，留給我的不過兩三年功夫了。
四
還是來談反“反胡風集團”的鬥争。
在那場“鬥争”中，我究竟做過一些什麼事情？我記得在上海寫過三篇文章，主持過幾次批判會。
會開過就忘記了，沒有多少人會為它多動腦筋。
文章卻給保留下來，至少在圖書館和資料室。
其實連它們也早被遺忘，隻有在我總結過去的時候，它們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象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說：“不許你忘記！”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運動開始，人們勸說我寫表态的批判文章。
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
有人來催稿，态度很不客氣，我說我慢慢寫篇文章談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吧。
可是過了幾天，《人民日報》記者從北京來組稿，我正在作協分會開會，讨論的就是批判胡風的問題。
到了應當表态的時候，我推脫不得，就寫了一篇大概叫做《他們的罪行應當得到懲處》之類的短文，說的都是别人說過的話。
表了态，頭一關算是過去了。
第二篇就是《關于胡風的兩件事情》，在上海《文藝月報》上發表，也是短文。
我寫的兩件事都是真的。
但魯迅先生明明說他不相信胡風是特務，我卻解釋說先生受了騙。
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聽周總理報告，遇見胡風，他對我說：“我這次犯了嚴重的錯誤，請多給我提意見。
”我卻批評他“做賊心虛”。
我拿上面出一點證據，為了第二次過關，我隻好推行這種歪理。
寫第三篇文章出來，我本來以為可以聰明地給自己找個出路，結果卻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
事情的經過我大概不會記錯吧。
我第二次從朝鮮回來，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剛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荃麟同志向我稱贊它，我讀過也覺得好，還對人講過。
後來《窪地上的“戰役”》刊出，反應不錯，我也還喜歡。
我知道在志願軍戰士同朝鮮姑娘之間是絕對不允許談戀愛的，不過路翎寫的是個人理想，是不能實現的願望。
有什麼問題呢？在批判胡風集團的時候，我被迫參加鬥争，實在寫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選了《窪地上的“戰役”》作為槍靶，批評的根據便是那條志願軍和當地居民不許談戀愛的禁令。
稿子寫成寄給《人民文學》，我自己感到一點輕松。
形勢在變化，運動在發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發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政治術語，更不知道自己哪裡來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