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組織上分配我到即将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經提出要求到新聞部門工作，當一名新聞記者。
我希望采訪上海工人的生活和鬥争。
因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學讀過書，工作過一段時間；四十年代後期，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也在上海工作過一段時間；可以說對上海多少有些了解，也對上海産生了深厚的感情。
我希望工作一段時間以後，能寫一部描寫上海工人鬥争生活的長篇小說，以反映上海的變化，而上海是中國的縮影，既可以看到她的過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來。
我的要求沒有批準，組織上分配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
我們一批南下幹部乘了一列專車（當時北平和南京還沒有正式通車，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好客的主人雖然挽留我們多在南京停留幾天，但我們這批幹部要随大軍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海解放後的繁忙工作。
這時，中共中央華東局和第三野戰軍司令部都住在丹陽。
我們趕到丹陽的時候，第三野戰軍已經包圍了上海，國民黨反動軍隊成了甕中之鼈，隻等中央一聲令下，随時就可以解放上海。
華東局正在進行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要配備和訓練接管幹部。
我向華東局報到以後，組織上立即找我談話，分配我到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上海完全解放前夕，我随華東局負責同志鄧小平等一同進入上海，第一天住在聖約翰大學，以後華東局負責同志便住在瑞金路國民黨勵志社舊址辦公。
上海解放不久，華東局決定成立統戰部，陳毅市長兼任部長。
有一天下午，陳毅同志約我到市長辦公室談話，準備派我到華東局統戰部工作，問我有什麼意見。
我正在考慮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時，陳毅同志又說下去，他知道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呆過，認為我在統戰部工作很合适；并且談革命工作和文藝工作的關系，參加實際工作對文藝創作也有好處等等。
他仿佛洞察我腦海裡考慮的問題，不等我說出來，就主動給我解決思想上的問題。
我個人不過是革命機器上的一個小小螺絲釘，這個小小的螺絲釘隻要能起一點微小的作用，放在革命機器的哪一部分都可以。
我到華東局統戰部工作，别說寫文學作品了，就是看文學作品的時間也很少了，整天忙于統戰部工作，經常接觸的是民族資産階級分子和各民主黨派上海地方負責人以及各界愛國人士；一九五○年二月六日遭受美制國民黨反動派飛機轟炸，上海電力發生嚴重困難，加上原料來源減少，私營廠生産發生困難，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幫助私營廠度過了難關，我也參與其事；為了調解勞資關系，我同工會、勞動局和工人和資本家有過接觸；鎮壓反革命運動，我親自過問了幾個嚴重的典型案件，傾聽和組織被迫害者家屬血淚的控訴，依法宣布兇手的死刑；開展五反運動，作為&ldquo五反工作隊&rdquo的一個成員，我曾經參加一個私營紡織廠五反運動整個過程的工作；以後，又參加少數工廠和商店&ldquo五反&rdquo工作。
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較大的私營廠商負責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為，一共三百零三家廠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簡稱303戶，我從頭至尾參加這一工作；私營工廠進行民主改革，我也到幾個私營廠工作，并且調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統一戰線工作。
開展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等，我作為統戰部幹部，更是份内的工作。
對民族資産階級分子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則是在上海解放以後，統戰部和有關部門在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下，就着手逐步進行的。
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階層人士打交道，了解情況，研究和解決問題。
接觸次數多了，了解的深了，漸漸成了朋友，一些私營廠的工會幹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他們召開廠黨委會或者是工會會議和生産會議，我去了，随時都可以列席參加。
他們節假日有什麼活動，有時也邀請我參加，見了面，無話不談，從廠裡的生産到他們家庭的瑣事。
如果隔了一段時間沒有到廠裡去，一見面，他們就把這一段時間廠裡發生的事情以及張家長李家短的情況一一告訴我。
我在統戰部所接觸的人和事當中，當時隻是想怎樣處理問題辦好事情。
在工作中，我和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和工人群衆的脈搏一道跳動，分擔他們工作中遭遇挫折的憂慮，也共享勝利的喜悅。
當時我參加這些工作必須根據黨和政府的政策方針把事辦好，一心隻想完成任務，也就是說，我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當事人，任務能否完成，負有直接的責任。
這時，我一心隻想把工作做好，而沒有想到文學創作。
當然，我也沒有忘記曾經想寫一部描寫工人生活的長篇小說。
從解放初期我所接觸到的人和事，到五反運動在上海展開，特别是直接參加303戶的&ldquo五反&rdquo工作，我的想法有了改變。
全國解放以後，國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産階級。
而所有制的改變，即将資産階級私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變化。
&ldquo一切所有制關系都遭到了經常發生的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經常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