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是他一生事業的象征，
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迹。
任何一種成功，恐怕都是各種機緣湊合而成，有時候，刻意的追求常常達不到目标，反而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明報》是金庸一生事業的象征。
金庸當初辦《明報》，當然有着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夠辦一張真正自由獨立的報紙。
不過，那種理想僅隻是朦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來，大概也隻能摸着石頭過河，受制于變亂不已的社會局勢與讀者口味。
誰敢說金庸一開始辦《明報》就已有了宏大的計劃，卓然不凡的品味？
如果沒有沈寶新，《明報》會不會誕生并有日後的輝煌？金庸在異鄉遇上初中時的同學沈寶新，不能不說是一種緣。
人生如匆匆過客，多少種相遇隻是刹那莳花，轉瞬即逝。
青梅竹馬，勞燕分飛，再遇舊日夥伴，實是偶然中之偶然。
不僅如此，那時的沈寶新正在從事印刷業務，而金庸已先後在四家大報任過職，對經營報紙的門徑，相當熟悉。
完全可以想象這對少年時代的朋友在南國香江初遇時的那分激動。
天作之緣，一拍即合，他們決定創辦自己的報紙。
1959年，一份叫《明報》的報紙在香港注冊。
公司注冊資金十萬元，金庸占百分之八十的股權，沈寶新占了百分之二十。
這樣的股權比例一直維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時也象征了光明的前途。
金庸在《倚天屠龍記》中，寫到了“明教”這麼一個組織。
金庸與“明”字有緣。
金庸請了當時香港最有名的書法家王植波題寫刊名。
這兩個題字沿用至今。
《明報》創刊初期，人手很少。
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的助手。
那時候香港的報紙，大體有二類，一類是比較高層次的如《星島》、《華僑》、《工商》等；另一類是低層次的如《響尾蛇》、《超然》等，以色情為招徕，迎合男性讀者的低級趣味。
早期的《明報》似乎取了一條中間路線，既有嚴肅正經的社評，也有軟性香豔的小說。
總的來說，以小說及趣味資料為主，每日出版一張，小報形式設計。
《明報》的銷量起初并不盡人意，有過一段相當艱難的時期，甚至面臨倒閉的危險。
據《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兩人喝。
我們看見報館經濟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發，隻求渡過難關，便心安理得了。
”
那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要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
如果要即到即開，船費要三元，否則就要等到有六個人登船才開航。
那時查氏夫婦甯願捱着冬夜寒風，也不願付包船費。
金庸與沈寶新硬是苦苦支撐下來，甚至不惜以典當來維持。
他們确确實實将辦報作為一項人生的事業去做，不願意半途而廢。
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
”這話很有幾分真。
當時金庸的武俠在《商報》上連載已擁有大量讀者。
許多人為了看金庸武俠，便改買《明報》。
《明報》創刊之初，連載的是《神雕俠侶》，發行量達到六千份。
但是，《明報》權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它的新聞報道、時事評論和分析。
而這，卻離不開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發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論。
金庸的社論獨樹一幟，在讀者中，尤其在知識分子中，享有崇高的聲譽。
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香港人習慣性地想到，看看《明報》的社論怎麼說。
每天一篇社論，幾十年堅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試問天下能有幾人做到？
金庸的武俠小說打穩了《明報》基礎，加上沈寶新的經營手法，《明報》的廣告業務穩步上升，雖未至盈利可觀，赤字卻已逐漸減少。
報館維持下去已無問題，相比于那些小報，銷量已算可觀，但比之于那幾張大報，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絞盡腦汁，思索追趕良策之際，中國大陸爆發了“大逃亡潮”。
那時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大批的大陸人湧到香港，造成動蕩局面，成為熱門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