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和電視，您認為滿意嗎？
答：我的小說幾乎全部拍成電影，電視劇也很多。
比較起來，電視比較容易拍些，因為它有的拍幾十集或一百集，比較有充分的時間修改，技術上也容易處理些。
電影就很困難，因為我的小說很長，他們每次改編成電影，我總勸他們不要全部拍，選其中幾段就好了，把它充分發揮。
但是編劇、導演似乎不這麼想。
因為你看一部小說通常都要花好多天的時間，在電影中，一個多鐘頭就要把它完全表現出來是很難的，隻能大緻交代故事情節，細膩處根本無法發揮。
尤其武俠小說人物很多，光是一個個交代身份，觀衆都來不及接受。
問：現在電視對兒童的傳播力很大，很多人也談到電視暴力的問題。
武俠小說改編成電視劇難免也牽涉到這個問題，您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
答：不隻是電視，武俠小說本身也如此，因為許多人十幾歲就開始看武俠小說了。
以前有人攻擊武俠小說，認為小孩看了會模仿，也上山學道去了。
我想這個責任不應該由武俠小說來負的（說到這裡笑了），一把菜刀可以用來切菜，也可以用來殺人。
香港對電影的審查制度是粵語片最嚴，國語片寬一點，外語片最寬。
香港政府有一種理論，這種理論是否成立還不知道，他們認為看外國片的人知識程度比較高，看粵語片的人普遍知識程度低。
如果電影中有壞事，知識程度高的人可以分辨，給越是分辨能力差的人看的電影審查越要嚴格一點。
我寫小說時，隻想到小說的讀者，電視的編劇應該想到電視對觀衆的影響。
在小說中描述的事在電視中不一定可以演，因為看小說的人至少有閱讀的能力，受過一定的教育。
如果電視對觀衆有壞影響。
應該由電視負責。
因為電視編劇應該考慮到觀衆中有一部分是沒有分辨能力的，打鬥應該适可而止。
問：許多人都覺得武俠小說中的主角是社會的遊離分子，劉若愚先生在《俠》一文中說“俠是天生的，與個人的家世無關”。
你認為呢？
答：我想社會後天的影響也很大。
一個人的個性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天生遺傳的，一是受教育、社會和家庭的影響，這兩者互為影響，也很難說哪一種比較大。
我個人信佛教，佛教認為個人個性決定于“業”，一個人這一生是他前生十代八代累積下來的，一個人的“業”是一生的影響力。
人是很複雜的，是各種因素加起來的。
“俠”，先天關系很大，後天關系也很大，都有影響。
問：台灣大學文學院長侯健先生在《工商時報》上寫過《武俠小說論》，當中提到您的小說除了《天龍八部》與《鹿鼎記》以外，都給人“回首當時已惘然”的感覺，認為正義固然得以伸張，但伸張後隻剩下空虛。
您對他的這種說法有什麼意見？
答：武俠小說中“伸張正義”是必要的，如果正義不伸張，讀者覺得不過瘾，道德意味也太差了。
武俠小說中的“伸張正義”就好像偵探小說中“破案”一樣，這是它的基礎。
如果單從道德來看，武俠小說應該是比較道德一些的。
侯先生提到“惘然”，其實《天龍八部》中也有一些。
我覺得人生永遠美滿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是最後圓滿，茫然的感覺也在所難免，一切目的都達到了，還是很空虛的。
問：您覺得中國的武俠小說和西方的偵探小說、警匪小說、劍俠小說有什麼異同之處？
答：中國的武俠小說比較複雜得多。
我看大仲馬、史蒂文生這些人的小說，當然本身的故事很完整，但描寫的場面不像中國武俠這麼大。
偵探小說的故事結構更簡單，它比較注重情節，對人物性格方面，除了偵探本身可能有些特别性格外，其他人的性格都不很重要。
問：假如今天的世界是一篇武俠小說，您的看法如何？請您用武俠小說的觀點來看今天的世界。
答：武俠小說的世界基本上是很不正常的，不講法律，完全用暴力來解決問題。
生活在武俠世界中，一般人其實是會很痛苦的。
就算是俠客或正義之士也要有真本事才行，武功不好就會被打敗了（笑）。
武俠小說看起來是一個浪漫美麗的世界，但實際上是一個很不理想的社會。
一個隻講暴力，不講法律的社會當然不可行，那隻是一個浪漫的、想象的世界，不能實行的。
問：許多人是從看武俠小說開始對文學發生興趣，進而從事文學創作，也有人從武俠小說得到寫作靈感，例如寫武俠詩，您對這兩類讀者有什麼忠告？
答：第一：武俠小說本身是不是文學，是大可以讨論的問題。
我本人認為武俠小說還是娛樂性的，是一種普及大衆的文字形式，不能當成是一種純文學。
文學有古典和浪漫兩派，浪漫派小說、戲劇和詩總是想象力放縱，喜歡去表現不可能的事，啟發人的想象力。
有些年輕人從看武俠小說開始學寫詩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武俠小說是很浪漫的，描寫的是一個和現實社會有距離的世界。
如果他對文學的喜愛自武俠小說開始，當然也可以，他至少對浪漫文學很有信心。
當然也不能以此為限，要繼續發展。
通常作家寫什麼題材大都與他的個性有密切關系，很難說好與不好。
如果他喜歡寫武俠詩就讓他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