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六八四年冬，萬衆矚目的大漢政府第一次科舉正式拉開帷幕。
自漢軍在短時間内取得一連串的軍事和政治勝利之後，這個科舉在士林心目中的地位也漸漸沉重起來，現在稍微有點見識的人都能看清楚目前的局勢，眼下整個黃河以北可謂處處戰亂，而在這片廣大地域内唯一上了軌道的也隻有這個大漢政權，清廷現在流散在其他省份的地方政權在農民軍的攻勢下隻是苟延殘喘而已，基本上沒什麼精力去搞什麼學問教化，士子們對這個殘酷現實顯然有了相當的認識，所以在漢軍正式張榜之後大批生員湧入了北京城。
雖然林風後世，但他心中對科舉這個東西倒沒什麼歧視。
而且在他從李光地那裡了解到科舉的具體情況之後，對這個科舉還産生了那麼一點點推崇的念頭。
這個東西對他來說其實也不是很陌生，當年他從大學出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處于吃父母的失業狀态，所以也曾經鑽過公務員考試的洞洞，兩相比較之後，他驚奇的發現這個“科舉”在幾百年後居然還在中國得到廣泛推行，實際上那些所謂的“破題、轉、承、起、合”本身就是一種很典型的政治論文，而後世幾百年進步所取得的成績，也僅僅隻是将殼子裡面的瓤從四書五經換成政治、法律、時政和英語等一些亂七八糟的玩意罷了。
有了這個認識之後，林風不得不在新的角度來評估這個科舉制度。
經過一番思考之後，他覺得這套官吏選拔制度從隋朝開始延續至今，倒也是演變得相當科學，僅僅就模式上講，那确實是很難挑出什麼岔子來。
而唯一令人不滿意同時也最令他這個後世人所诟病的，或許也就是那一個“八股文”内容。
不過這個難題也最後被陳夢雷所揭破，在之後的日子裡，這個康熙九年二甲進士讓這個文盲大體上了解了當代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
毫無疑問，儒學的那幾套經典書籍自然是最重要的東西，就地位上講被稱做“立身之本”，然後作為知識分子擺譜用的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什麼也得學一些，作為“陶冶性情”之用，但是除了這些，所謂“經世緻用”之學也得到了儒生們的高度重視――在後世的藝術作品中儒生總被刻畫成智商三十以下的動物，仿佛除了會念幾句《論語》訓誡之外似乎什麼都不知道，這當然是一種非常之不負責任的诽謗，經過林風對身邊官吏的觀察，他發現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事實上這些儒生也是一個現實的社會群體，不管這樣也還沒達到“不食人間煙火”的地步，這些自認對天下生靈負有責任的人們從來沒有回避過社會現實，其中很多人在“農桑之學”上有極高的造詣，林風就曾親眼見過有很多人能把《齊民要術》這本厚書完完整整的背下來，而稍微差一點的也能大段大段的背誦關于修水利和開墾方面的叙述。
綜合了這些認識，林風心中慢慢有了自己的主意，科舉這個東西确實是非常好的，隻是這個考試的内容模式要好好修改一下，适當的提高農業、工業和商業知識比例就行了。
這個時候他對後世的許多批評科舉的論調充滿了鄙夷之情，大夥都沒考過科舉，那你們憑什麼指手畫腳的大罵？！實際上他們所批評的那些東西大都與科舉這個考試模式無關――人家科舉隻負責挑選出一些文化程度較高的人充當官員預備隊，而從來不負責這些人當官當得好或者壞。
那一套官吏制度真正的缺陷屬于幹部使用不當，或者說缺乏很好的崗位培訓制度，試想很突然的讓一個沒有任何行政經驗的書生去領導一個縣，那由此引發災難性的後果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不過這個時候林風倒也沒膽子突然去對四書五經開刀，不說其他人是否能夠接受，就他本人平日裡也是滿口聖人教誨，處處綱禮倫常，若是突然來個急轉彎恐怕手下第一個反應就是主公發了瘋。
實際上眼下困擾他的并不是這些考試内容，而是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