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劑猛藥
慶曆四年（1044年）四月，樞密副使富弼掌管宦員的升遷權，他訂立新章，規定宗邑局務任期三年，不許謀求連任。
宦官對這個規定非常不滿，懷恨在心。
被罷去宰相職位的呂夷簡看準了這個機會，動員其黨羽，再次掀起朋黨謠言。
被罷去樞密使的夏竦乘機出來配合，說“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呂夷簡更是指使宦官藍元震上疏，密告朋黨之危，說範仲淹、歐陽修、尹洙、餘靖，就是人們說的四賢，他們這幾個人拉幫結派，結為朋黨，緻使五六十人相互提挈，占據了朝廷的要害部門，握持朝政，誤國迷朝，假公濟私，胡作非為，沒有人與其争鋒。
朋黨是宋朝統治者極為敏感的一個問題。
為維護皇帝的專制統治，宋初以來設立了許多防微杜漸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嚴禁臣僚們結成朋黨。
景祐年間，呂夷簡就是以朋黨為錯口，将範仲淹逐出京城的。
宦官是皇帝的心腹，他們時刻呆在皇帝的身邊，說話方便，做小動作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藍元震的奏疏遞上去後，立即引起了趙祯的疑心。
他立即召見範仲淹，問道：“從來都是小人好結朋黨，難道君子也結朋黨嗎？”
範仲淹回答說，他在邊疆帶兵打仗的時候，勇敢作戰的人自結為黨，共同殺敵。
朝廷也是這樣，邪正各有其黨。
這就要靠聖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結為朋黨，對國家是沒有害處的。
範仲淹的奏言，直言不諱地承認君子也分朋分黨。
正在這時，歐陽修也進呈著名的《朋黨論》，表達對範仲淹的支持。
趙祯一直對朋黨存有戒心，他對歐陽修呈上的《朋黨論》似乎很不滿意，在最敏感的朋黨問題響徹朝廷，在朝廷上下、宮廷内外反對改革的叫嚣連成一片的情況下，趙祯對更革弊事的迫切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夏竦是一個政壇上的老油條，他敏銳地覺察到皇上對範仲淹改革的熱情降溫了，差的就是沒有下诏停止改革。
他欲置改革派于死地，精心制造了一起聳人聽聞的“石介富弼政變案”。
石介是兖州人，時年三十九歲，任太子中允，在集賢院當值。
曾作《慶曆聖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