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買賣，和這位窮秀才後來作出的貢獻相比，别說是讓步，讓他磕頭他都值了。
自古以來，風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攏的對象，但實際上，這些所謂才子除了吟詩作對、附庸風雅外，并沒有任何作用。
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寫得很好，詩文也很不錯，但在日常工作中，他們則應該直接被劃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說了，官做得不小，卻幾十年如一日領工資，混日子，他的兒子王徽之更離譜，這位仁兄曾在軍中當過騎兵參軍，多少也算個武官，但整天隻是東遊西蕩，啥事不幹，渾似夢遊。
有一天，有人問了他這樣一個問題：
“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王徽之同志認真地思考了這個問題，作出了回答：
“我經常看見有人牽着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馬的。
”
在曆史中，這種才子兼白癡可謂是數不勝數，而徐渭似乎也應歸入此類。
因為徐渭的情況和以上兩位十分類似，他身負盛名，且多才多藝，十分擅長書法、繪畫、詩文，齊白石老先生看了他的畫，便願意到他門下當條狗，雖是個人意願不好推廣，倒也充分體現了徐渭的繪畫水平。
然而對于大衆的厚愛，徐渭兄卻十分低調，極其謙虛，從他的自我評價中可見一斑：
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
照這個說法，讓後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畫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對而言）的專業，實在是聳人聽聞。
萬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獨，因為據我所知，還有一位廣為人民群衆傳頌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繪畫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筆馬良同志。
牛到這個程度，也算是相當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現實生活中卻是相當失敗，讀了二十多年書，連舉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無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憲依然親自前去拜訪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話，連說帶比劃，糊弄了半天，終于把人帶了回去。
胡宗憲是一個喜歡實幹的人，極度讨厭說空話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對徐渭如此看重，如獲至寶，隻是基于自己的一個直覺判斷――除了詩詞書畫外，這個人還有着更為出衆的能力。
他的判斷是正确的。
事實上，徐渭對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錯誤的，因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繪畫，也不是書法，更不是詩詞，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個精通兵法的人，且絕非紙上談兵，這也是個怪事，胡宗憲懂兵法，那是在邊界喝了幾年風，看了無數死人，千辛萬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裡，也沒機會上戰場觀摩，光憑幾本兵書就熟知兵法作戰，隻能說他太有才了。
就這樣，穿着一身破衣爛衫的徐渭，大搖大擺地進了總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當外人，好吃好穿不說，看見什麼好就拿什麼，除了胡宗憲的老婆，沒有他不敢開口要的。
更為滑稽的是，這位仁兄吃飽了飯後，就喜歡四處瞎轉悠，不分場合不分地點，有一次胡宗憲在議事堂召開重要軍事會議，與會者包括俞大猷、盧镗等高級将領，大家正屏氣凝神地聽**督訓話，徐渭突然闖了進來。
看見這位師爺門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憲還以為有何緊急事務，當即閉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總督不說話，自然沒人敢出聲，于是會場一片寂靜，大家聚精會神地看着這位天外來客。
徐師爺果然不同凡響，在衆人的目光注視中，他一言不發，輕松自如地繞場一周，然後揚長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過神來：這人莫不是個神經病吧？
胡宗憲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人，對下屬也缺乏耐心，動辄質問謾罵，誰要敢在他開會的時候來這麼一手，打個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對這位拿他開涮的窮秀才，胡宗憲卻表現出了極大的容忍，壓根就沒提過這事，放任不管。
胡宗憲的謙虛謹慎收到了回報，在度過開始的磨合期後，徐渭開始映*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筆極好，切中要點，上至皇帝，下到縣府，胡宗憲的一切來往公文都由他包辦，連老牌公文專家嚴嵩都幾次來信，表揚胡宗憲的公文寫作。
然而對胡宗憲影響深遠的，并不是這些往來文書，而是一次不經意的談話。
成為總督的胡宗憲原本以為，在他的光輝領§導下，倭寇之亂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後，這場禍亂卻越發嚴重，搶劫犯們越來越勤奮，每年都要來光顧幾十次。
胡宗憲不肯示弱，分兵出擊，全力進剿，結果卻是敗多勝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憲又一次為戰敗抓耳撓腮、苦思對策的時候，徐渭來到他的身邊，對焦頭爛額的總督大人說了這樣一句話：先定大局，謀而後動。
胡宗憲就此找到了通往勝利的道路。
他終于醒悟，原來一直以來，自己都在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獲取勝利的關鍵，他卻從未把握。
撩開了前方的重重迷霧，胡宗憲終于發現，在那些亂七八糟的漁民、海盜、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後，隐藏着兩個真正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