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焚書令
針對淳于越封建諸侯的提議，李斯上書嬴政作答。
書曰：“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
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
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異時諸侯并争，厚招遊學。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
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
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
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
”
至于如何禁止，書中再道：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
若欲有學者，以吏為師。
”
書上嬴政，嬴政批道，可。
意思就是，我看行。
這便是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書了。
對于此舉，後世多持惡評。
然而，在附和過往那些罵聲之前，我們有必要詳細了解有關焚書的種種細節和實際後果。
誇人要誇到癢處，罵人則要罵到痛處。
知己知彼，方能百罵不殆。
倘一聞焚書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罵，作激憤聲讨狀，竊以為不免“操”之過急。
首先，從李斯的視角看去，焚書有它的邏輯必然性。
在李斯的上書中，對淳于越請求分封之事，隻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個字，便已駁斥一盡。
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性為“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而像淳于越這樣的人，所在多有，“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
”人之所學，則是源于書本，因此，禁書乃至焚書便是斬草除根的應有之義了。
古人竹簡刀筆，著書匪易。
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數十萬種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華的話來說，還都是些“内容豐富、見解獨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
這也就決定了，帝國焚書的品種不可能太多，大緻為：
一，史官非秦記者，即六國之史記，以其多譏諷于秦。
二、詩書、百家語。
尤其詩書，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倉庫。
燒之等于繳械，看爾等還怎麼援引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從李斯的上書可知，當時帝國所有的書籍，包括明令燒毀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備份。
朱熹也雲：秦焚書也隻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則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
第二節焚書辯
對帝國的這一舉措，清人劉大魁的解釋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
”而在我看來，帝國将這些禁書善加備份收藏，并不以悉數銷毀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應存有一種責任心和長遠考慮。
好比我們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經肆虐了幾個世紀，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給人類帶來巨大而深重的災難。
盡管如此，人類卻也并沒有将天花病毒徹底銷毀，讓它永遠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亞特蘭大的兩個實驗室裡保存了少量樣本，以備研究，或應對任何人力無法預測的不時之需。
至于民間，如果私藏禁書，抗拒不交，後果又會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也就是說，将接受黥面和輸邊築長城的處罰。
在今天看來，這樣的後果無疑是嚴重的，但在刑罰嚴酷的秦國，這卻算得上是輕罰了，并不嚴厲。
而且，這樣的處罰還是在藏書被官府發現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發現，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見，在當時的禁令中，焚書并非第一要務。
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