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是“辜恩負國”，實話實說是“喪失天良”，那麼，楊芳和奕山除了撒謊、編謊、捏謊，又還能有什麼别的選擇呢？
因此，楊芳和奕山幾乎是一到前線就撒謊。
不像伊裡布，挨到最後才撒起謊來，效果當然不好。
楊芳和奕山的撒謊可以說是有計劃有步驟有預謀的，至少，也做到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
事實上楊芳剛到廣州，清軍就打了一個敗仗，琶洲、獵德、二沙尾炮台淪陷。
然而楊芳卻在奏折裡隻字不提，僅虛筆帶過，道是英軍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餘裡遊奕”。
然後筆鋒一轉，大談自己如何布防，宣稱“可以仰慰聖廑”。
遠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裡知道“省城相距十餘裡”是什麼概念？又哪裡知道“遊奕”是什麼意思？隻是感覺情況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稱“覽奏稍纾憂念”。
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
3月12日和3月17日，楊芳又再次上奏，謊稱清軍“大捷”，殺敵無數，弄得道光皇帝興奮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軍”奕山“一俟大兵齊集，即設法斷其歸路，痛加剿洗”。
道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發出的，而事實是，早在3月18日，英軍便肆虐于省河，廣州城岌岌可危。
于是，楊芳便隻好在3月22日和廣州将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聯名上奏，請求道光皇帝批準恢複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擊之下，“今俱不敢妄圖”，隻不過“希冀照常貿易”而已。
因此不妨“将計就計，冀其堕入術中，于剿辦或有把握”。
4月3日，等得心焦的楊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請求批準通商，“暫作羁縻，以便從容布置，可期計出萬全”。
在楊芳等人看來，我軍既然打了那麼多勝仗，萬歲爺該給個面子了。
誰知道光皇帝覽奏勃然大怒。
他的憤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将帥兵卒如此征調？又何必逮問琦善？”是啊，何必呢？
楊芳等人沒有話說。
因為他們不能說：“我們根本就打不赢。
不同意通商，别無出路。
”
于是隻好接受處分：革職留任，以觀後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