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親身接觸前方戰事的官員都有一個由“剿”而“撫”、由“鷹派”而“鴿派”的過程。
怡良如此，顔伯焘如此，琦善、伊裡布、楊芳、奕山，以及後來出場的耆英、牛鑒，也如此。
耆英在盛京将軍任上、牛鑒剛剛出任兩江總督時，也都是唱高調的。
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鑒兵敗吳淞後，兩個便變成“主撫派”的頂尖人物了。
對此，茅海建先生有一個總結。
他說：“在粵、閩、浙、蘇戰區四省中，負有實際責任的官員都變成了主‘撫’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戰省區也同樣找不到主‘撫’者一樣。
”其原因，他認為是戰區的地方官負有實際責任，由不得他們像非戰區的官員那樣可以不負責任地大唱高調。
我認為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戰區的地方官身臨其境，比誰都清楚“夷務不可為”，大清帝國在這場戰争中根本就沒有取勝的希望！
問題是他們誰都不說。
因為誰說誰是“漢奸”，誰說誰是“奸臣”，誰說誰是“賣國賊”！要知道，他們畢竟是帝國時代的人。
帝國是一種沒有言論自由的制度。
它在每個人的頭腦裡都設定了一個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的程序，也設定了一個保持“輿論一律”的基調。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基調就是：大清帝國是蓋世無雙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湯的，大清軍隊是戰無不勝的，而大清皇帝是永遠聖明的。
因此，一切來犯之敵都是應該而且可以“迎頭痛剿”的。
是啊，大清帝國是“天朝上國”，那英吉利則不過“蕞爾島夷”！“夷”已不足畏，何況乎“島夷”？所以，誰要說“夷務不可為”，那他就必是“漢奸”無疑！
那麼，誰又敢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
于是，不負實際責任的就唱高調，負有責任的就說謊話。
可見，謊言與高調，是一枚硬币的正反兩面。
謊言之前必是高調，高調之後必是謊言。
謊言往往是高調逼出來的。
由此得出的結論也很簡單：要想杜絕謊言，必先從杜絕高調始！